《让子弹飞》是一部好玩的电影。但我觉得最值得玩味的一点是，我看到了一个在电影里久违的主题，那就是“革命”。

在分析《让子弹飞》的革命叙事有何特点之前，为了说明我为何对电影中的革命情节如此敏感，我想回顾一下我所了解的六十年来文艺与革命的关系。

一、 文艺与革命

在1949年以后三十年间的中国，革命代表着一种绝对正面的价值。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是有阶级性的，因为不存在超越阶级的人性和爱，所以也不存在超越阶级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文艺就是革命文艺，是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必须追求的方向。从日后毛泽东和其他意识形态掌管者对该讲话的解释和执行来看，一个作者或作品不是属于革命文艺就是属于反革命文艺，几无中间状态。对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和众多传统戏曲的批判，以及文艺理论家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领，都是由上述逻辑得到的结果。

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革命的概念与当下现实产生了紧密的联结，革命文艺可以作为政治运动直接有效的动员工具，因此八部样板戏是清一色的革命历史题材。

但是到1980年代后，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遭到否定，以及所谓工作重心的转移，革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口号下，官方虽然仍支持某些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但由于“稳定压倒一切”、“和谐社会”成为官方的工作目标，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强调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面迅速淡化，相应地主旋律作品中的革命取向也有所削弱。同时，“提倡多样化”意味着官方对文艺创作的管制方式有所变化，只管不许做什么，而不再管应该做什么。

更重要的是，在民间，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破坏性后果，以及1980年代民间政治活动受挫，人们渐渐形成了革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认识。1990年代更有学者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革命也难以成为文艺创作者钟爱的主题。

特别是1990年代末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的兴起，流行的大众文艺作品越来越追求娱乐性，强调斗争性的传统革命文艺作品不再受到欢迎。

但在官方“弘扬主旋律”方针的支持下，商业性的影视作品中也保留了一部分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只是这些作品同传统革命文艺相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些作品大致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种是战争片，以唤起和刺激观众的雄性荷尔蒙为主要追求。另一种是谍战片，靠悬疑和惊险吸引观众。近年来又出现了以《建国大业》为代表的一种类型，可以称为明星片，因为它的剧作缺乏娱乐效果，但是依靠大量明星参与演出也能获得较高的票房。可以看出，对于以上几种仍具有生命力的主旋律作品，革命历史题材只是他们的外壳，内核里则是娱乐工业中源远流长的类型片传统。

上述几种主旋律作品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只表现军人和职业革命者的活动，而缺乏对群众运动的表现。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中国革命的真实逻辑，但与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意识形态有冲突。在共产党的理论中，恰恰最强调放手发动群众的革命路线。

而在《让子弹飞》中，就表现了一次靠发动群众取得胜利的革命。

二、原著与电影

为了分析《让子弹飞》的革命叙事与传统革命文艺作品有哪些差别，一个很方便的办法就是分析从原著小说到电影剧本的改编过程发生了哪些变化。

《让子弹飞》的剧作改编自四川作家马识途先生的小说《夜谭十记•盗官记》。《夜谭十记》的创作开始于1942年，那时作者就是共产党员；小说完成于1982年，那时作者已是高级干部。共产党的传统意识形态在作品中不免留下很多痕迹。

小说出版将近30年后被改编为电影，情节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小说到电影，正好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革命有不同的想象。

首先是主要人物张牧之的出身不同。《夜谭十记》中的张牧之本是地主家的长工，因为妹妹被地主强奸后自杀，到官府打官司又失利，因此才上山做了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这里的张牧之显然属于农民阶级，上山前一家人又受到地主的残酷欺压，这样的安排显然是来自共产党关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判断。张牧之所属的贫农阶层，正是共产党传统观念中革命意志最坚定的阶层，是从农村包围城市起家的共产党“天然的同盟军”。

《让子弹飞》中的张牧之并没有明确的家庭出身，其经历更与小说中完全不同。电影中的张牧之曾就读于蔡锷（即松坡将军）创办的云南讲武堂，17岁就成为蔡锷身边的手枪队长，后长期跟随在蔡锷左右。从张牧之进入鹅城后的作为来看，他深受革命思想影响，同时因为他与蔡锷的紧密关系，他应是国民革命的早期参与者。只是因为厌倦了民初官场的不良风气，才上山为匪。这里的张牧之表面上是土匪，实际上是职业军人和资深革命者。电影没有交代张的家庭出身，说明在今天这个时代，越穷越高尚、越革命的观念已经不复存在。同时，张牧之有读书、参军、参加革命党的经历，说明在今天人们的想象中，成功的革命家应该具有更多的基本条件。英雄的典型形象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我想，这种变化显示在农业社会与商业社会里人们需要不同的偶像。

反面人物的身份也不同。《夜谭十记》中的反面人物叫黄天榜，小说多次强调他是鹅城县最大的地主。张牧之上任之后判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地主与佃户的冲突，张做了对佃户有利的判决，此事传入黄天榜耳中，黄显然不快，“一言不发，只是在沉思”。张牧之与黄天榜之间的决战，导火索是张执意在鹅城县落实“二五减租”，并把上级要求收的战争税派到地主头上，触怒了以黄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可见在这部小说了，张与黄的矛盾被严格设定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或所谓租佃矛盾，这正是共产党理论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的主要矛盾。

《让子弹飞》的反面人物叫黄四郎。电影中并没有说黄有多少田产，只交代了他的财富主要来自于鸦片贸易（贩卖烟土）和奴工贸易。民国时期，虽然对鸦片贸易和奴工贸易的打击并不成功，但是这两者在名义上都是非法的。黄四郎是凭借在鹅城县多年经营的影响力和他豢养的私人武装，实际上控制了鹅城县的行政权力，从而可以从事这两项生意。可见电影中的黄四郎是个从特许经营中牟取暴利的不法商人。这个人物是一个在极度不公平的伪市场经济中特有的角色，符合我们关于官商勾结、黑恶猖獗的经验。小说中的黄天榜是个农业社会的恶霸，电影中的黄四郎是个商业社会的恶霸。

张牧之的结局不同。《夜谭十记》中的张牧之虽然杀了黄天榜报了家仇，但最后他被地主们的联合武装抓捕杀害。这样的情节设置也与共产党的传统意识形态一致。根据共产党传统理论来分析，小说中张牧之的发动的起义没有任何理论指导，虽然获得农民支持但也没有发动群众参与，只依靠他从山上带来的兄弟们，因此只能算是农民阶级的“自发反抗”。据说，这种自发反抗是注定要失败的，它可以消灭某一个地主，但是必然会受到整个地主阶级的反扑。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革命才能取得成功。

但在《让子弹飞》中，张牧之的起义显然是一次自觉的革命。电影中的张牧之进城之初对师爷宣称他当县长的目的在于“站着，还要把钱挣了”，但他革命成功后却没有带走一点钱财，可见挣钱并不是他的真正目的。他跟黄四郎的冲突并不像小说里那样起源于个人或家庭的恩怨，也不是来自阶级仇恨，而是出于夺回被恶霸黄四郎控制的县府权力、进而当一个“公平”的县长的决心。这种对于公平的诉求，可能与他早年追随蔡锷参加国民革命的经历有关。

小说中张牧之的起义最终失败了，因为这场起义只是作为论证革命必要性、以及反衬共产党革命的“科学性”的一个例证；只有这场自发的起义失败了，才能有张手下的独眼龙等人参加共产党、成为自觉革命者的转变。电影中张牧之的起义成功了，一方面是因为一部喜剧片需要一个happy ending，才能符合观众对影片类型的期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场起义本身就是故事的焦点所在，它不需要为故事外的东西提供依据，它必须被赋予理想色彩才能担当起推动故事进入高潮的重任。

师爷的形象不同。《夜谭十记》中张牧之身边的谋士是陈师爷，原是县政府默默无闻的小科员，被张牧之的手下劫持上山，后因为佩服张牧之和兄弟们的为人，才答应跟随在张左右。陈师爷足智多谋，同时是一个诚实善良的人，道德品质没有任何瑕疵。

《让子弹飞》中张牧之身边的谋士是葛优饰演的马邦德，原为候任县长，被打劫后为了活命才以汤师爷的身份跟随张牧之。这个师爷深谙政商之间权力运作之道，一心靠操弄权力为自己谋利，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但他也真心诚意地帮了张牧之不少忙。这样的师爷形象，使得电影的人物设置更加丰富立体，也打破了关于“革命队伍纯洁性”的神话，还原了革命作为一种群众性的狂欢，必然充满鸡鸣狗盗之徒的真相。

最值得揣摩的是故事发生的时间点不同。《夜谭十记》在描述省城的刘总舵把子势力之大时说“蒋介石都把他莫奈何的”，可见这时已是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共产党方面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已是大权独揽，很可能是1930年代。用共产党的传统史观来看，这时的国民政府已经从一个革命政府蜕化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非常适合作为一个批判的对象。

《让子弹飞》的故事发生的时间从两个地方透露出来。一个是马邦德的县长任命书，签署的时间是“民国八年八月”，即西元1919年。另一个是在进城以后，马邦德说“我们来晚了，前任县长已经把税预征到90年后了，都到2010年了”，可见当时是1920年。故事的时间由1930年代改到1920年代初，一个直接的效果是张牧之作为国民革命早期参与者的年龄有了合理性。但我不禁想到，1919年或1920年是个什么样的时间点？那时辛亥革命早已过去，但全国大部分地方由军阀统治，五四运动刚刚发生，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国民党的北伐还没有开始，蒋介石还没有成为国民党新的领袖。那是一个旧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高潮还未到来，新的社会思潮已经兴起，整个国家在乱中待变，未来的趋势还不明朗的过渡时期。在宏观革命的缝隙里讲述一个微观革命的故事，是否在隐喻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另一种可能性？这里存在着很大的想象空间。

三、故事与现实

从小说与电影的对比可以看到，数十年间文艺作品中关于革命的叙事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必然与两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氛围有关。那么，革命叙事在电影中的回归这个现象本身也应该与今天这个时代有某种联系。

多年来，在“告别革命”的思潮、消费社会普遍的政治冷漠以及官方对文艺创作的管制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影视作品中的革命情节只是作为娱乐类型片的包装，很少得到认真的表达。《让子弹飞》花费大量笔墨正面描述一场革命的发动与发展，代表一种转变。这种转变恰好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期：历时三十余年的中国渐进式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却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面临空前的阻力。与此同时，重视效率但缺乏公平的改革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正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冲突，潜藏在社会深处的矛盾有日趋紧张的趋势。思想界不时响起种种反思改革的声音。如果说未来这些问题终将得到解决，那么今天这个时代也将是一个过渡时期。在各种路径竞争和选择的关头，面对矛盾亟待解决、改革却严重受阻的局面，很自然地革命将会再次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选项。我想这是革命叙事在文艺作品中回归的重要背景。

《让子弹飞》的革命叙事具有当今时代的鲜明特色。除了上面已经分析过的种种要素以外，观察群众的态度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角度。与传统的革命文艺作品中领袖一呼群众百应的场面相比，《让子弹飞》中的革命发动过程颇多曲折，群众的态度非常现实。电影中的张牧之明白地指出，群众并不会只因为道义的认同就来参与行动，他们只有在革命胜负形势明朗之后才会放心地加入进来，否则只会把愤怒深藏在恐惧之中。这种描述破除了民心向背决定革命成败的传统神话（一年前的《建国大业》还在努力塑造这样的神话），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对于革命成败来讲，革命精英的策略操作和动员技巧比道义的崇高性更加重要。之所以在电影里出现了这样的描述，我想一方面是由于，多年来人们对革命运动中精英与群众的关系已经从历史、政治乃至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做了探讨和反思；另一方面是由于现代镇压技术越来越先进，在统治者的高压之下，群众对革命的态度不得不更加谨慎，这种现实也在电影中得到体现。

与波澜壮阔的革命过程相比，革命成功后社会秩序的建立是更加重要但却枯燥乏味的工作，因此这个阶段在革命文艺作品中往往是缺失的。《让子弹飞》仍然轻轻略过了革命后新秩序如何建立的问题。革命成功后张牧之淡然隐退，我们不知道鹅城县的民众如何在黄四郎王朝倾覆的废墟上建起新的生活。我们知道，如果无法形成新的更加公平的秩序，一个成功的革命并不一定能给民众带来好处。且不说在旧秩序崩溃后的无政府状态下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单是像张牧之这样不贪恋金钱权力的革命领袖就显得过于理想化。历史上虽然有以华盛顿为代表的美国国父们从革命成功那天起就盼望回归田园生活，有格瓦拉这样的天生革命家不愿享受革命成果而投身异国他乡新的革命；但，我们在历史上更多看到的往往是，革命时期的战时强制动员体制延续下去，革命领袖迅速堕落为新的专制统治者，如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一般的悲剧或闹剧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靠领袖的高尚道德保证革命成功后不变质是靠不住的。这是我们讨论革命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严肃的革命主题告别银幕多年之后，在改革遭遇阻力的时刻，电影中重新出现了对革命的正面描述，并且受到观众广泛的认同和欢迎。与传统的革命文艺相比，新的革命叙事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革命成功后如何建立秩序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如果这确实能代表一种社会思潮的转变，或者哪怕只是大众潜意识的流露，那么这种变化将把我们的时代引向什么样的方向？这是值得我们继续观察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