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与哈维尔——评述余杰所引发的争论

北大怪才余杰曾说，“我不喜欢读规范化的学术论文，我写学术论文时总喜欢‘出格’。寂静无声的学术界，有几个淘气的孩子或齐天大圣，岂不有趣得多？”淘气的孩子或齐天大圣，这是余杰想要表现的一个侧面，但我们不可忘记他的目的是有趣，或者说是在寂静无声的学术界引发轰动，在这方面他是做得极好的。就如90年代他所写的《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就引发了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的这样一个热点话题，当时学界的知名人物钱理群、崔卫平等人都写了回信或者议论，或褒或贬，其影响至今仍振聋发聩。

余文所表现的二元对立思维乍看起来是很直接的，他在给钱理群的回信中承认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他不免习染上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尽管之后他进行较为个人化的写作与思考时，不断告诫自己警惕这种思维模式，但他的这篇文章还会时不时反映出如此思维模式。昆德拉、哈维尔作为对政治的思考有所不同的人物，当然是可以通过比较观之的，但对两者的选择不是非此即彼的，也不能停留在对两者的区分和选择上，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反思两者之间所存在和反映出的现实问题。

余杰将这两者单独提出来充分对比，有其合理的目的。余杰常把自己比作《皇帝的新衣》里那个敢于说出真相的小孩，小孩子能说出真相，是因为他能对周遭所发生的事实作出直接性的反应，又不必考虑其深远的后果，而后者常常带来人性的伪善或者群聚大众的冷漠。余杰想暴露出的，是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近乎公开的秘密——中国知识分子缺乏承担使命的责任感。从昆德拉和哈维尔在国内的接受度来讲，昆德拉显然比哈维尔更受欢迎，一个主要又很客观的原因在于，哈维尔的作品一直处于敏感地带。但不能说明哈维尔是不受欢迎、无人问津的，如肖雪慧所言，相关的译介工作只有暗地里进行，“只是弄出打印稿在朋友圈内赠阅”。针对这个现象，肖雪慧认为哈维尔未见得比昆德拉更不受欢迎，因为当时中国学界的思想分子受限于学术环境，公开发表文章承担着一定的政治风险，但脑海里所思考的内容是自由的，所以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努力像哲人一般，抛开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思考那个根本的命题：“活在真实之中”。

再者，根据这两者看待社会政治现实时所传达的想法以及导致的结果来看，将两者对比论之是可以看出不少问题的。可是，余杰认为根据历史所呈现的结果就能看出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在我看来还是欠缺妥当的，余杰将两者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签名还是不签名，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心灵还是智慧，这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昆德拉还是哈维尔，这更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在选择之中，不仅有对价值的坚守，还有对价值的迷茫，因为选择好的价值不一定导向好的结果，何况昆德拉和哈维尔的价值观并不是直接对立的，选择昆德拉的价值观，也就是所谓置身事外的“游戏”态度，却不一定是“冷眼看人间的方式”，因为对这个世界的关心不一定是必须做出种种政治上的选择，用持衡的良心去对抗社会政治的残酷现实，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力所能及的呼应，倘若从结果上论定价值观的缺失与否，这会导致对个人行为的严加看管，以至走向另一极端，也就是钱理群对余杰回信里谈到的那样：“对知识分子必须严格严格再严格”，这是在宣扬一种“不是圣人，就是罪人”的道德观，这里的逻辑确实十分明快，导致的后果却是危险的。

当然我们知道，余杰引发这个问题的用意不是为了修建一个坚不可摧的理论堡垒，来为社会现实做一个总的清算和重构，他本人不是那种在理论上就打尽算盘的人。他对待当时社会现实的态度是游击战式、对点爆破的。尽管从逻辑上来看他的写作是十分明快的，隐藏着不少风险，但这样的问题怕是很少有人想到，更别说引爆一个当时公共知识分子竞相参与的热点话题了。所以，人们总说枪打出头鸟，但问题在于消灭出头鸟本身不等于消灭出头鸟这一事件所引发的问题，出头鸟之所以出乎意料地出头，就是为了引发一系列连带的反应。留给我们的是如下疑问，这只鸟从哪里飞来的？为什么飞到这里来？还会不会有后续同样固执的出头鸟迎上前来？作为出头鸟，他自身被暴露在众目睽睽、最危险的环境之下，但即便明知如此，在犹豫不决的彷徨之后的呐喊与决断，不正是提醒这个社会应该多多反思、改变现状的“牛氓”吗？在我看来，余杰便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为了引爆这样一个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比较敏感的话题，余杰抨击了深受中国文化界好评的钱钟书和王小波，因为他们“近似昆德拉而远离哈维尔”。余杰评价这两人的用语是“冷漠和游戏的态度”、“佛教所说的大悲悯的特质”，这似乎是过滤了哈维尔所强调的责任感，但是我看这未必说明他们想要传达的东西就是与时代无关的，甚至也不是没有抨击社会政治现实的倾向。正如施特劳斯强调的“隐微教诲”和“显白教诲”之分，在我看来王小波本人是擅长“隐微教诲”的高手，他的小说嬉笑怒骂皆通，读他的小说当然可以是轻松的。但这一轻松并不与对待社会政治现实所必须的严肃态度相抵触，正如国内知名哈维尔著作的译者和研究者崔卫平所论及的那样，哈维尔也鼓励对“文明的气氛”的维护，虽然“极权主义压抑了人们的个性和各种潜在的才能，压抑了人们道德上精神上的更高追求”，但这一“文明的气氛”恰好是创造性的精神活动所必须的温床，没有这一“文明的气氛”就不会有更闪耀更具活力的思想迸发，而极权主义思想文化所惧怕的就是这样“文明的气氛”，所以崔卫平认为钱钟书先生和王小波先生不仅没有“远离哈维尔”，而恰恰是“文明的气氛”的实践者。所谓批判，意味着敞开一个价值观，而遮蔽了另一价值观，所以崔卫平的回信所强调的就是，批判，应该论证自身的名义，以及他本身所必然包含的局限，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的过程。

在我看来，小说不是直接反应社会现实的，小说是在创造一种社会现实，在这之下主角和配角，作者和读者是可以思考、反思以及沟通和辩论的。对“选择”的选择是处在个人内心现实和理想之间张力的调和，这一调和以人的视角来看必定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时刻面临着“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但时间的推进使得人必须作出如此如此选择，甚而，作出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所以看似凭借“社会良心”所作出的种种选择，单从后果上分析就会忘却个人内心紧张而急促的张力，正如作为信仰之父的亚伯拉罕，他并不是简单听从了上帝的召唤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相反他的信仰就是绝对的不确定性，时刻都冒着极大的风险才作出了如此的决断，迈出了“信仰的一跃”。这里的“选择”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始终是伦理的、普遍性的，而内心性高于普遍性，亚伯拉罕内心近乎绝望的挣扎，才是对选择的最好的诠释，尽管他凭借其信仰导向了奇迹般的结果。

萧瀚的观点在我看来使得问题更为深入了，如果余杰尚停留在贬昆德拉扬哈维尔这一极具争议的二元思维之中，那么萧瀚扬昆德拉更扬哈维尔的态度就更具可取性。这首先是称呼上的变化，余杰把昆德拉称为“智者”，哈维尔是“圣人”，“智者”暗含贬义，而“圣人”稍有不慎也会导致另一极端，如钱理群所讲的“六亿神州尽尧舜”，这一乌托邦理想所带来的思想控制和专制。对于“圣人”这一称谓，无论普通民众还是真正的有志者都会尝试回避的。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余杰除了思想偏激这一面，还有非常圆滑的一面，他并不是直接将“智者”和“圣人”二元对立起来，而是说“在我看来，昆德拉是‘智者’，哈维尔是‘圣人’。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姑且用着吧。”这一“姑且”可以说是有意为之的，而不像他后来在回钱理群信里所说的那样随意，“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更加恰当的说法，所以明知它不准确，暂时用着罢了。”既然他知道这并不准确，但他还是坚持提出这一对比，知道公开发表文章后容易有众多反对者，他还是得暂时一用，不得不说，他在引爆这一话题之时是下足功夫的，既不能把自己的论点表现得太容易被否定，也不能不将之对立起来引发一系列的反思，在这一点上，可以将余杰和徐友渔的文章稍作对比。徐友渔在余杰的爆文《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发表之前，就发表了《昆德拉、哈维尔和我们》，无论是就其标题上还是内容上，徐友渔的文章都不具备余杰的那样引战性质，他甚至留意不让别人对他产生这种误解：“两位作家的思想和言论无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立场和生活态度。我对两位作家都很喜爱和尊重，认为两人思想深刻程度不分轩轾，决无推崇一个，贬低一个之意”。其实我们也会明白，余杰写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待如此敏感的话题，他当然不能简简单单地模仿《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孩，以为说出真相就算“活在真实之中”了，说出真相当然是有意义的，可问题在于这是一个后真相的时代，我们如何确保自己能走出自然的洞穴，而不迷失在人为的洞穴之中的呢？

这样看来，钱理群、崔卫平仿佛是中了余杰的计，被余杰引导着将这个敏感话题顿时加热升温、沸腾起来。他们的批判肯定是颇具道理的，但这一道理余杰也不是没有考量过，只是以余杰的性子似乎很难深入到事情的本质，产生学理上针锋相对的探讨，而只能说“姑且”言之如此。那么在《圣徒与自由主义者——也谈哈维尔与昆德拉》中，萧瀚的观点就更具建树性了。在此文中，萧瀚称哈维尔为“圣徒”、昆德拉为“自由主义者”，这样就无须在此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自由主义者”正因为是强调自由的，所以才能包容圣徒的存在，“圣徒”正因为是追求神圣的，所以才能经得起“自由主义者”对如此“非此不可”的回避甚至厌弃，也就是说，“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就不是一个“真问题”，而是一个“伪问题”，即使我们选择不选择，不去承担选择所引发的后果，这对自由主义者和圣徒来说，都是可以容忍的。

萧瀚认为，圣徒具备三个自由主义者可能所没有的普遍性特征，一是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二是始终贯彻日用行常的道德自律，三是倡导非暴力的社会改革。当然，萧瀚进行如此比较的目的“并不在扬此贬非，厚此薄彼，而是在于试图找到能供我们吸取无尽能量的养源”，也就是说圣徒和自由主义者萧瀚都是认可的，但是他更敬仰圣徒，因为在他看来，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启蒙工程是最重要的，而信仰启蒙则是启蒙工程的重中之重。

重新回到萧瀚对圣徒的具体描述之中，首先，就宗教信仰而言，自由主义者有着某种信仰，但他们往往从理性、逻辑层面去推断事物的应然状态，而缺乏对一个笼罩于这一状态之上的的超验存在的内在信仰，因此自由主义者在信仰方面比圣徒们迟滞和孤疑。圣徒的坚持与知识多寡无关，虽有性格的因素，但更多地来源于对信仰的虔诚程度。

其次，就个人私德而言，自由主义者因不同的性格而展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在个人私德上更是异味纷呈，使人眼花缭乱，圣徒当然也认为每个人都有其自由选择的权利，但不能可将之看作此岸的全部。自由主义者过分陷于自我，注重发挥自己的潜能以完成此岸世界的存在，因为缺乏宗教信仰而难以找到强有力的精神支柱。自由主义者很少宽恕作恶的人，他们会义正严辞地谴责或嘲笑揶揄，而圣徒对待黑暗的方式是出于怜悯而宽恕他们，这来源于强烈的爱，爱的本质是给予，而嘲笑是解构性的，它的本质是排斥。

最后，就其改革方式而言，自由主义者可以倡导非暴力的社会改革，但支撑他的理由是稀薄的、不确定的，有时候可以改弦更张，所以就反对暴力的社会改革而言，他们多有主张，少有行动。圣徒背后的精神养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圣徒们几乎都倡导非暴力的社会改革，他们的牺牲精神、奉献精神是在宗教信仰这一宏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所以圣徒的牺牲精神比自由主义者更加坚定和可预测。

由此看来，萧瀚当然是不同意余杰文章里所隐含的二元对立，但他对这一焦点话题的建构性方面更值得我们去反思和考量，信仰是一个厚重的话题，容易受到非理性或者封建迷信的指责，不过信仰的使命不在于摆脱这些指责，相反它的使命正是和这些指责联系在一起的。信仰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坚守对彼岸的无限关切，抵御此岸无情的指责和不理解，而奔向超越性的存在，这一超越性的存在提供了信仰源源不断的精神养分，一个人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刻坚守信仰，就取决于他对取消个人意志的迷信的排斥和对始终面临着考验的信仰的无限弃绝的理解。

如上所述，徐友渔所写的《昆德拉、哈维尔和我们》在时间上是先于余文的，并且没有余文那样价值观上严重的偏斜，但是他认为国人对昆德拉的接受也是存在某种误读，由这种误读而形成的偏爱昆德拉冷漠哈维尔现象，甚而形成一种“昆德拉情节”或“昆德拉精神”，是需要批判一番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并不是单纯鼓舞大家去追求轻盈，而是说这一“轻盈”倘若过于远离沉重，对人来说也是不能承受的，所以徐友渔说，“许多中国文化人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就解读出一个‘轻’，这轻使他们摆脱了道德规范、社会责任的重担......他们没有解读出昆德拉作品的重，他们没有看到，昆德拉所描述的、萨宾娜所经历的轻，是人的生命所不能承受的。这轻和重联系在一起，没有重，则不能言轻。”

在余文里，昆德拉小说的主角托马斯在声明上拒绝了“签名”这一行为，而哈维尔认为不管实际效果如何都必须“签名”，在我看来，这两者不可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在签名的态度上，托马斯的确展现出轻的一面，但他的轻是与重相联系的。他面对的是“这是你的责任”这一强迫，责任这一词就意味着重，而这一重不是他自身造成的，所以他有权对“非此不可”说不。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这和他个人的坚定信仰有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效仿之的，如徐友渔对哈维尔的描述：“在真实的运动中，以平常心投入，只顾效果而不计名位，处事有举重若轻气概者，大有其人”，哈维尔的“非此不可”是出于信仰的连贯性，当然会不断地面临着责任之“重”，但他主动挑起沉重的责任，为真理、为正义而斗争，这是值得我们反思和敬仰的。

当然，哈维尔的要求对我们普罗大众来说实在太高了，在这个自私功利的消费主义社会，我们甚至不愿为别人多多考虑，不愿负担起自己的公民意识和权利（这包括注重别人的公民权利）。再者，如果现实中真的存在如此有信仰的知识分子，我们也缺乏民主素养完备的群众基础，也就是说，我们也缺乏托马斯那种在选择上真正深思熟虑的人，我们有权对“非此不可”说不，不参加任何一种陷入狂热的政治活动中，无论是受极权主义的压迫而来的所谓责任，还是因反抗暴政的群体化运动。从历史现实来看，实现天鹅绒般成功转型的国家毕竟是少数的，和平转型并非一蹴而就，我们需要耐心来应对社会现实。最后我认同萧瀚所构想的，首先应从信仰教育、信仰启蒙入手，并且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扭转这样的状况非得有几代人的努力不可，这种努力同时也是艰苦卓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