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会由于肿瘤而丧命，一个国家增生了许多劳改营和流放地又怎能生存？

索尔仁尼琴的隐喻鲜明得可以将“隐”字去掉。“一个人会由于肿瘤而丧命，一个国家增生了许多劳改营和流放地又怎能生存？”奥列格暂时病愈回到人间的这句话毫不掩饰地说明了作者想说的一切。这样一座癌症楼里，凶险的癌症用死亡的力量将那些在正常社会里不可能相互交流的人聚在一起。正是在死亡的面前，所有人得以赤裸裸地回望过去，于是作者投注于整个社会的凝视被每个病人剖白得一清二楚：

告密者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所有的撒谎者、诽谤者、过分勇于自我批评或过分卖弄理论玄虚的臭知识分子——统统不知去向和销声匿迹了，而原则性强、立场坚定、忠心耿耿的人们，包括鲁萨诺夫的朋友和他本人，昂首挺胸，耀武扬威。”

流放者科斯托格洛托夫：“我们的楚河不流入任何湖海大川。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悄然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互相捧给对方的一掬水。”

退缩的知识分子舒卢宾：“伟大学者们写的教科书被销毁，教学大纲要变更，那好，我同意，就按新的要求上课！那时向我们提出，解剖学、微生物学、神经病理学得按一个不学无术的农艺师的学说和园艺家的实践彻底改造。好啊，我也是那么想的，完全赞成！不行，还得把助教的位置让出来！好，我没意见，我可以去搞教学法。不行，作出牺牲也没有用，在这个位子上也被撤了下来。那好，我没意见，我就去当图书馆管理员，到遥远的浩罕当图书馆管理员！我先后不知降了多少级！但毕竟算是活了下来，我的孩子也都念完了大学。而图书馆管理员们则会接到上边下达的秘密条子：把遗传学这门冒牌科学的书籍销毁！把某某作者、某某作者的书统统销毁！这我们岂不是已经习惯了吗？”

作者刻画了癌症楼里所有的医生、护士、清洁工、病人，但最让我震动的自白还是来自于这三位。

如果说他对告密者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刻画是赤裸裸的，是对狼心狗肺的平铺直叙，那么他对流放者奥列格和“生存者”舒卢宾的刻画则更加委婉和丰富。

作者用一整个章节借奥列格之手写了一封长信：向流放地的老朋友问好。在这封信里，奥列格提出了一个葛文德医生在《最好的告别》里提过的问题：“有一个问题，过去我早就思考过，而现在尤其如此：生命的最高价值究竟是多少？到底为它该付出多少代价，而付多少便不可以？” 正因青春年少就被投入流放之地生活，奥列格在癌症楼中最重要的象征意义就是“自由”——为了自由，他可以选择时间较短的生命。他在癌症楼里同位高权重的告密者帕维尔成为对头，正是在这个畸形的社会里，加害者与受害者避无可避的矛盾的体现。

舒卢宾被作者赋予了明显的意义：他是被折断双翼的鸟。从他和奥列格的对谈中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学识丰富的人，思想深度恐怕超过癌症楼里的任何一个人，这样的人对痛苦的感受尤为敏锐，否则他不会仅仅因为做了“草”“伏低了身体”就如此痛苦难忍。常见的信念是像奥列格安慰他说的那样，“活下去”，心狠一点的卑劣一点的就成为帕维尔，舒卢宾却要以此将自己定义为“叛徒”，自己对自己进行良心的拷打。索尔仁尼琴很爱他的祖国和人民，正因为很爱，又“很快就清醒”，才非常痛苦。这种痛苦反映在舒卢宾身上，就是这么一句话，“被剪短了翅膀羽毛的鸟”。舒卢宾展现了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的内心与命运。他们可能各有所长，并且在正常的社会中是善良而真诚的人。但在命运面前，“低下了头”“活下去！”，因此他们身上的癌症看起来最为凶险，最无力回天，那是因为他们终身都难以逃离内心良知的诘问，也不会有人因为额外的软弱而得到特别的宽恕。

我喜欢《癌症楼》主要倒不是因为那种膝跳反射式的政治隐喻和联想，而是不管可爱还是可恨，每个人至少都在为某种理由活着，正是半路死掉的叶夫列姆提出的问题：人靠什么而活着？他活着提出问题，自己却不懂。有的人懂但却没回答。很到位的基于时代大背景与绝症缠身两大前提之下的众生相。

在我读过的俄罗斯文学里，他是第二位被驱逐，移居美国并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文学作家。（纯粹偶然）他比蒲宁更尖锐、冷酷，完全以笔为枪。我并非说他不爱他的人民，或他完全只将文学作为工具来使用，正相反我觉得《癌症楼》综合起来比《阿尔谢尼耶夫》或者《苏霍多尔》好看不少。在政治上蒲宁是柔软忧郁的贵族，索尔仁尼琴是冷笑一声，把烟圈吐在你脸上然后FUCK OFF，也许你只有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才会看到俄罗斯高远的天际和辽阔的原野。

他爱的并非政治制度，并非某种社会秩序，而是爱这片大地和生活于其上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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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如果能把名字起简单一点，一定会进入我的舒适区，认出这些姓、名、父名、昵称、昵称之昵称用了我半条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