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门课读笔，出于隐私有删节，懒得取标题了

一、内容梳理

安妮特在研究的88个孩子及其家庭中选择了跨种族、跨阶级的12个子女处在9—10岁之间的美国家庭来写作本书，其中6个白人家庭、5个黑人家庭和1个混合家庭。她将这12个家庭按照社会阶层分为了中产阶级（包括中上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采用民族志的范式走进他们的家庭生活进行实地观察，深入地描写了社会阶层是如何影响家庭的教养逻辑，从而导致孩子获得的包括教育资源在内的文化资本的差异。

除附录外，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〇部分的两章界定了全书的核心概念（包括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养逻辑），阐明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提供了研究所处的社会背景；第一部分“组织日常生活”对比了两种教养逻辑下孩子的日常生活乃至整个家庭的生活节奏，从生活细节中折射出社会地位的差别（虽然也折射出性别和种族的差异，但后两者并非本书讨论的核心）；第二部分对比了两种教养逻辑下孩子对于语言这一人类体验的零件的运用，进而导致孩子在学校中受益程度的分化；第三部分论述不同社会地位的父母（主要是母亲）如何指导和帮助孩子面对教育机构等公共机构。

总体而言，父母的社会地位（阶级）很大程度上无形而强有力地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社会地位影响了家庭生活的几个关键方面：孩子们如何度过闲暇时光，家长们使用语言以及惩戒孩子的方式，家庭社交网络的性质，干预公共机构的策略。

中产阶级父母都采用了协作培养的教养逻辑 他们让孩子参加固定的由成年人安排的组织活动，在家发展孩子的语言和说理能力并引导孩子表达自身的感受和观点，还对孩子的学校教育进行主动干预，教孩子“不因被拒绝就轻易放弃”以及怎样给公共机构中的掌权者施加压力以敦促掌权者照顾自己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中产阶级孩子不仅得到了一套游刃有余的白领工作技能（如何按轻重缓急安排日程、安排旅游路线、与陌生人握手、在团队中运转劳作），还获得了一种“优越感”并学习对成年人提出质疑和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和成年人对话，他们的一言一行都透露着自己有权追求自己的个人偏好，也有权积极主动地管控自己在各种公共机构场景中的互动，还会让各种规章制度有利于他们并为他们服务。但这也给孩子及其家庭带来了负面影响：家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孩子会参加更多有组织的活动，更忙碌的日程安排需要整个家庭的时间和需求都做出巨大的牺牲，孩子呈现出与年龄不符的疲态，父母的时间和精力也被消耗殆尽；由于缺少时间建立亲密的情感纽带，中产阶级孩子在兄弟姐妹间会公开表现出敌对行为（毫不掩饰甚至是随随便便就提到憎恨的话）；从小就被教导要与成年人平等对话，也让孩子在与成年人交往时可能出现不礼貌的言行。

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则采用成就自然成长的，孩子体验到长时间的闲暇时光、自发的嬉戏、成人和孩子之间分明的界限和每天与亲戚之间的交往，更“像孩子”该拥有的生活。经济困难使得满足全家基本生存的需要成为家长的主要任务，孩子的活动因缺少成年人的干预而有更多的控制权和自主权，有更多闲暇时间与邻居家和亲戚家的孩子建立亲密的关系纽带。在语言的运用上，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谈话更少，句子更简短，用词更朴素，商量的次数很少，穿插在令人舒服的沉默之间，使得语言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渠道而非培养说理能力的工具或是探究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同时，家长在与孩子交流时使用指令性语言而不是进行大量磋商，必要时甚至用体罚进行威胁，使得孩子很少和家长犟嘴，在与成年人的商谈上经验不足。在与公共机构的互动中，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更期待教育工作者及其他公职人员承担领导角色，但同时老师和公职人员也期待家长承担领导角色、参与孩子的成长。因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有着“更像样”的童年，但却缺乏谋求自身发展和进入公共领域的必备技能，时常导致失落感和挫败感。

在最后一章，作者再次系统地阐释了社会地位的强大力量和局限性，社会地位技能塑造孩子和整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从而影响其命运前途，又无法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并未随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出现差异，如每个家庭都有欢笑、情感相通和静谧自在的时刻，即使这些瞬间在语言、活动内容和特征上都因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又比如没有哪一个家庭能避免人生悲剧的发生。

二、技术上、形式上的评价

无疑，安妮特的结论从经验上来说是绝对可以接受的，在“寒门再难出贵子”的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甚至早已成为了我们的共识、常识。所以，老师问道“你觉得ta有道理吗”，在我看来，更像是在拷问我：安妮特研究的设计、开展以及最终的结论，在一步步的推进过程中，是否存在技术上的问题？以我现有的粗浅的社研A知识储备来看，应该是没有的，至少没有大的缺陷。

安妮特在附录一清晰地展现了其在研究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难题和她的处理方法，从取样、学校和家庭的选定再到访员的招募、进入和退出田野现场（12个家庭）都作了充分的考量，将研究者的困境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作为初学者似乎很难去苛责。并且，“由于儿童在思维、识字水平、语言表达、注意力等方面的特殊性, 很多常规的研究方法——比如问卷、访谈以及实验的方法——在对儿童的研究中往往捉襟见肘。与儿童相关的重要信息往往由家长、老师或其他成人提供, 我们常常很难获得儿童的观点, 也往往忽视儿童与他们所生活的周围世界互动的过程。”安妮特采用民族志的方法直接将儿童和他们的生活直接作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真实地再现儿童面对的复杂的社会情境，这是难能可贵的。[1]

我比较有共鸣的则是能够看出安妮特在努力地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并使其贯穿始终，她并未站在社会主流文化的立场上“高高在上”地批判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在教养逻辑上的“怠慢”，而是认为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都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了固有的优势和负担，但这些儿童教养惯行被重要的社会机构赋予了不同的社会价值。换句话说，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两种教养方式并无优劣之分，只是协作培养更适应现在社会的需要罢了，是社会的价值使得协作培养看起来更好。她还深入地解释了为何协作培养更适合社会的需要：近几十年来美国经济的转变使得制造业的高薪职位减少，而服务行业的职位增多，现在的孩子成年后生活水平可能不如他们的家长，要得到好工作就必须取得好成绩，而协作培养就为孩子在筛选过程中提供了潜在优势（读到此，我居然有种兔死狐悲之感，在中国，我们这一代人恐怕也很难像上一代人那样过上体面的生活）。安妮特还敏锐地发现到，家长很少会意识到他们正在用某种具体方式引导孩子，而是认为自己教养孩子的方法来得很自然，人生经历和各种资源（家长的经历资源、工作状况和教育背景）的交织决定了教养策略的阶级成员。

稍微不太赞同的，可能是安妮特为中产阶级家庭提供的“放慢速度”这一政策性建议吧。功利一点地讲，在整个社会都被高度内卷的竞争所裹挟的时候，纸上谈兵地让这些家庭放慢速度，换个表达不就是让他们“阶层下降”吗？安妮特的初衷是好的，但如果不深刻地反思整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那也无益。

三、由不平等的童年想到的

说实话，整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观感就是安妮特在啪啪啪地打“美国梦”的脸。美国梦极力地鼓吹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实现阶层跃迁、改变命运，如果你现在还是穷困潦倒或是一事无成，那是你不够努力。但是这本民族志、儿童研究、社会分层研究和社会不平等研究领域的著作是这么说的——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规律有系统地塑造着孩子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成就，即“这位人类社会的零部件你好，很抱歉地通知你人生的绝大部分经历在出厂（投胎）时都设置好啦”！当然，安妮特也没有否认“教育改变命运”的箴言，确实存在着极少数人能够借此实现阶层跃迁，但阶层优势的代际传递确实已成现实并且越来越难以打破。在我看来，更悲观的是，这一趋势并非是近百年来现代文明社会才出现的。现代考试制度的前身——科举制的后期，就已出现显著的不平等，先天的资质和后天的努力越来越比不上世世代代的积累。就明清两代而论，如整个江南之顾氏、潘氏、浦氏、蒋氏、沈氏、金氏、陶氏、周氏、郁氏、严氏、陆氏、俞氏、钱氏等家族，考中进士特别多。如顾姓进士在全国共为279人，江南多达191人，占68%。[2]现代化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罢了，现代教育与其说是在促进阶层流动，不如说是在加快阶层固化吧，中产阶级可以说是在不惜一切地动用所有资源在子女的教育上下狠功夫。

我越是读到本书的后面部分，作者对孩子和家庭的日常生活描写得越细致，我的代入感与焦虑感就越强。2017年北京高考状元熊轩昂的那段话，恐怕还如达摩克利斯之剑般高悬于绝大部分普通的而非中产阶级的国人的头顶之上，“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像我这种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衣食无忧的，而且家长也都是知识分子，而且还生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所以在教育资源上享受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很多外地的孩子或者农村的孩子完全享受不到的。所以这就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确实比他们多走很多捷径，现在的状元都是这种家里又好又厉害的这种。我父母是外交官，从小就给我营造一种很好的家庭氛围，对我学习习惯、性格的培养都是潜移默化的。因为我每一步的基础都打得比较牢靠，所以最后自然就水到渠成。知识不一定改变命运，但是没有知识一定改变不了命运。”教育的不平等已是不争的且还在发展的事实，并且熊轩昂的这番话所揭露的，除了家庭的阶层在影响着教育资源，也体现出地域、城乡差异的影响。城乡之间的差异就无需赘言了，李春玲等人的研究已十分完备了。[3]哪怕收入和阶层达致相等的人，因地域差异不同得到的教育资源也会有巨大的差异。（......）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教育不平等已成为社会的顽疾，而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谈到，公共正义的根本问题是分配问题，这是社会的结构性弊病所在。作为一个个体，我对于教育不平等无能为力，安妮特提出的两种逻辑，协作培养在我看来对于一个孩子过于残忍，成就自然成长又无法适应整个社会的潮流，两者兼采又必然涉及到程度的问题，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努力地去教养我的孩子吧。对于我在第〇部分提出的问题，很抱歉，我也无法回答。

[1] 肖索未.社会阶层与童年的建构——从《不平等的童年》看民族志在儿童研究中的运用[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1,10(02):36-38.

[2] 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7(02):171-178.

[3] 李春玲.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2010)——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J].社会学研究,2014,29(02):65-89+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