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作為初學者的試譯之作，容有錯謬之處，還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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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ffiths, Alison
2002 Knowledge and Visu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Anthropology. In Wondrous Difference: Cinema, Anthropology, and Turn-of-the-Century Visual Culture. Pp.86-12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B. Tyler認為人類學應當好好感激攝影技術。

19世紀末，作為現代迷戀異己影像的一部份，原住民族的照片在公共與私人領域中都可自由流通。這使許多美國人首次得見異民族。民族誌照片以許多種不同的形式大量生產，例如插圖、幻燈片、明信片等，因此許多美國人很容易就能夠取得這類照片。當照片表現出作為博物館內的生活群 與世界博覽會上的土著村的類似論述功能，甚至整合進入這些景象中，但它們並未以相同的方式與大眾讀者溝通。照片雖然在其遍佈於世界事務、國家事務、馬戲團與印刷媒體的意義上被出版，但它更適用比生活群體與土著村還要私人與抽象的領域中。照片作為形狀大小可變的可觸物品，並不像生活群與土著村一般受到時空的限制。但是即便這些表徵形式間有如此明顯的本體差異，它們並未引發有關人類學知識易識別性的類似爭論。因此探討民族誌照片可以使我們了解人類學者如何回應機器攝影技術，並且可能可以解釋為何人類學從未以對待攝影的熱情來對待影片。

在探討人類學對於影片的認知前，我們應該檢視自19世紀末以來，在人類學期刊與私人備忘錄中，媒體作為科學記錄裝置的修辭建構。並且要思考人類學與關於伸脖子呆看者（badaud or gawker）之觀看的現代形式之間的關係。檢視人類學與攝影的關係也可給我們對於這門學科如何在與視覺的關係中定義自身與該論述如何被列舉以服務於更高的科學目標與民族誌正確性有更佳的了解。

為了了解電影技術對於初期人類學的挑戰，我們應該首先考慮照片具有Jonathan Crary所謂的「視覺可知性」（intelligibility of visuality）。換句話說，就是在上個世紀末，機械製造的圖象對於人類學的智識使命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以及視覺性是否在一個廣泛的理想或是在一個更加平凡與功能性的態度中被理解。我們特別應該考慮到被機械工具所蒐集的有形證據與傳統民族誌記錄（如雕刻、素描、圖表與文字敘述等）之間的關係。例如以機器獲取的證據是否生產了一種不同於傳統資料蒐集形式的人類學對象？攝影是否提供了人類學一種絕對真實的工具？或是這門科學需要更成熟之記錄方式的鑑定？各種表述民族誌知識的方法與何種特定真理效應相關？如Christopher Pinney所言，若是攝影的量化與真理佔用能力完美地適合於人類學對實證與量化的渴望，為何影片在人類學者間未能獲得相同的支持？設備成本與不熟悉技術兩者是我們討論人類學者對於影片的應用裹足不前的唯二因素嗎？還是有其他的因素？

在影片發明前，攝影在早期的英美人類學界受到很高的重視，被視為高等科學工作的必要條件。即便攝影在人類學中的地位卻從未被忽略並且得到著名人類學家的讚譽，然而有關何種攝影較適合人類學調查的問題與伴隨攝影過於和大眾文化相關的風險卻引發了爭論。因此即使人類學與攝影之間的愛情故事持續了半個世紀，最後仍然逃不了結束的命運。同時，電影也得到青少年完全地接受，攝影不再被認為具有如同在19世紀末一般在認識論上的崇高地位。當人類學努力建立其科學證明時，攝影從一種不可缺少的研究工具轉變為輔助裝置。

在深入討論三種不同攝影工作（人體測量攝影；人類學者在田野地針對原住民所進行相對真實的攝影；商業化生產的原住民肖像）的主要原則前，一種針對真理聲稱（truth claim）的一般討論是必須的。

做為真理機器的靜物照相機（still camera）

19世紀的人類學者認為，視力在所有人類感覺中無疑佔有最具優勢的地位。過去旅行者、殖民官員與傳教士所留下的有關原住民的繪畫、素描與雕刻等，在攝影發明後，這些非機械形式的視覺證據被判斷為受限於其製作者的眼睛與想像，而且只是對其所見的詮釋而非經驗證據。相較於後來的影片，攝影媒體發明後，在人類學界便獲得了快速與廣泛的職業合法性與應用。

在美國人類學界中攝影有用的例子最早為1859年之史密森尼（Smithsonian）博物館的秘書Joseph Henry。他認為由於印地安人快速消失，因此建議博物館有必要儘快以攝影的方式記錄印地安人的文化。

在英國人類學界則是以E.B. Tyler為主，在1876年的《自然》（Nature）雜誌上，他頌揚了照片肖像的民族學價值。

在英國，職業與業餘人類學者出版了許多詳細記載如何在帝國邊地蒐集民族學資料的手冊，其中也包括攝影。其中又以1874年英國科學進步協會與皇家人類學會聯合出版的《人類學筆記與疑問》一書為其代表。業餘人類學者意圖支持其所觀察成果之正確與公允的方式之一就是攝影。但是這些人對於照片真實性的可信度保證並不完全如其字面價值一般。強調照片真實性是在於利用攝影論述的策略來支持人類學的聲譽。但何種照片最適合傳遞民族學知識仍無定論。

照相機的真實性：人體測量攝影

19世紀後半，人類學者時常堅持攝影能生產客觀與可檢驗之資料的能力，特別是體質人類學中有關人體系統研究與分類的部份。當演化論在19世紀人類學理論中佔有主要地位時，許多人類學者致力於種族分類與測量系統的研究。在體質人類學中，人類面相學（以及骨相學和頭顱測量法等假科學）之近乎著迷的測量，分類、製圖與分階可被解讀為對如何將世界各民族間之可見的體質與文化差異加以合理化之挑戰的回應。而攝影的索引性能為人體測量學帶來科學的可敬性，因為影像的不可解釋性提供了正當證據的外表。

作為一種科學文字的模式，人體測量攝影奠基於某種信念之上，即一張透過標準測光法所獲得的機械複製的人類身體影像能夠復原可靠與比較形態測量的資料。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兩個系統分別是1860年代由英國人Thomas Henry Huxley與J. H. Lamprey所設計的。

人體測量攝影的目標之一是為了使做為民族學符號的土著身體清楚易辨，因為這些調查與測量的解剖學特徵被視為是解決某個問題的絕佳解決方案，即如何保證人類學研究的客觀與「真理」。

在每一段坐著的時間內所取得的正確數量與多種測量法的保證使許多人類學者深信人體測量在種族分類與罪犯辨識上的用處。這些從人體測量中所取得的統計數字被視為政治忠誠的標誌在人體外表上的繪圖（Pinney稱之為一種「指紋的社會學形式」）這對殖民政權很有用處。類似的研究還包括了Muybridge的人類移動研究。法國人類面相學者Ètienne-Jules Marey受到Muybridge的影響，發明了一種可以12連拍的照相機以便進行上述研究。

雖然站在格子狀背景前擺出標準姿勢來加以測量之裸身照片的科學性同樣地吸引人類學家與科學家，但是要從照片中擷取出人類學資料伴隨著技術上的困難。維持人體測量之垂直問題（應付受試者的頭部與手臂能否保持統一位置）在於何種測量法應當如何被一貫地使用。此外由於照相機距離受試者太遠，因此也很難從照片上獲知測量所得的尺寸。除了這些缺點以外，人體測量攝影對於視覺符號也有著極大的信心（Pinney稱之為照片科學主義的真理），這些視覺符號被認為可以支持流行的社會與演化理論，這些理論利用照片作為土著民族是低等種族的證據。

人體測量攝影受到19到20世紀之交的人類學者加以抨擊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這些照片被當時的英國人類學者Everard im Thurn批評為「只是毫無生氣之身體的照片」。而Foucault從權力的微觀物理學（microphysics of power）角度批評法國的體質人類學者，他認為這些社會主體的身體成為一種讓人著迷於探索計量、記錄、計算與控制種族差異的處所，而這些探索有時則是以一種恐怖的方式呈現出來。

在譴責人類學運用攝影從被消音的科學對象來獲取微小的身體細節當中，im Thurn不僅質疑了這些作為人類學知識之照片的用途，此外還應該放棄人類學中有關靜止與無聲優於生氣（the quick）與生命（the living）的想法。而他所提倡的田野工作攝影則是一種更為趁人不備的取向，除了拒絕將土著去人性化之外，並且將種族視為一種生活經驗而非分類標誌。

19世紀田野工作攝影

在1881至1897年im Thurn擔任博物館研究員與殖民行政官員期間，他廣泛學習了有關法屬圭亞那的印地安文化並且認為照片是人類學的內在的（美學的與人性化的）一部份。他在他最經典的文章〈照相機的人類學用途〉中，攻擊照片作為一種人體測量工具的科學用途，並且偏好一種較自然的田野工作攝影。

另一位以趁人不備的方式進行田野工作攝影的先驅則是James Mooney。他以更為自然的風格來進行田野工作攝影，並且他意識到土著與白人的關係，這點有如im Thurn的寫照。他在1891年首次拍攝鬼舞（Ghost Dance）時即避免使用閃光， 這是為了不引起進入狂迷狀態之舞者的恐慌。即便Mooney的照片存在許多技術問題，但是其互為主體性（intersujectivity）與跨文化影像製作的倫理取向可以被視為後來民族誌影片拍攝工作的起源。對於像Mooney與im Thurn這類人類學者而言，要避免拍出缺乏個性而可憐的土著照片，重點在於獲取土著的信任。

有關田野照片的拍攝困難部分，早期的攝影器材由於過於笨重，且底片所需曝光時間又較長，因此難以拍攝原住民文化的動態部份。不過作者認為有關原住民擔心攝影會吸去他們的精神甚至致死一事，只是人類學者與科學家無法取得原住民信任的遁詞。

除了厭惡靜物攝影者的的侵入本質與和攝影相關的文化恐懼以外，人類學家還得應付與拍攝照片有關的技術與後勤困難。因此許多人類學家都寧願找專業的攝影師陪同，以協助拍攝工作。此外許多的原住民生活或土著舞蹈都必須事先擺好姿勢才能拍攝，另外夜間儀式在拍攝上也有許多困難。直到1888年柯達膠捲軟片發明後，攝影才得以推廣。

人類學照片的商業用途

即便有些人類學者自己攜帶照相機作為田野調查的工具，許多用在比較民族學研究上的照片原本都是生產用來做商業銷售的。雖然部分人類學家對於使用這些商業照片作為民族學證據並沒有疑慮，但是以英國人類學者M. V. Portman為主的一群人對於這些照片的圖像逼真性存有顧慮。他們拒斥使用流行於藝術攝影中的柔焦描寫技巧，而傾向使用銳焦（sharp focus）的影像。他們認為這種影像才能夠傳達大量而正確的細節。儘管有Portman等人的批評，大多數人類學者對於使用這類商業照片仍缺乏警覺心。

這些在商業立體照片、小名片與明信片中所表述的原住民時常被工作室肖像畫家認為具有客觀與種族上之整體範疇的標本性質，而且忽略這些主體所呈現之族群或民族認同的細節。如同我們在世界博覽會與展覽會上所見，商業性的民族誌主題主要被拍攝為奇異而色情化的類型。在這些照片中，中性的背景用來消去所有具定義性的標誌、將影像去地域化並且將這些人體提升至種族差異與色情美人的原始符徵。

這種大量的民族誌照片生產肇始於1893年世界哥倫比亞博覽會。這些照片集都被冠上科學上的「類型」名稱。這種「類型」名稱含有科學上的文化與族群分類意義，並透過在物理上與同時代上將其主體隔離以便借用科學標本的視覺圖象，而被表述為「人類變遷的抽象本質」。這種「類型」也出現在早期的民族誌影片中。

在這些常見的表徵中，具有意涵的衣物也常常會被作為改變性的標誌。早期的商業攝影者常常會將不同主體間的衣物與裝束相互調換，甚至在底片上動手腳。

商業出版社和世界博覽會一樣，都會運用民族誌上的正當性論述來推銷這些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