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路人》：与现实交互的文本和开启于童年的计划

科幻文学看似在写一个未来的世界，但它总是在对我们的当下现实进行省察。尽管李宏伟也许不太愿意被称做是科幻作家，但他一贯地经由虚构抵达现实的写作，实在是与科幻文学有同功之妙；更不要说在《引路人》这部小说中对于废土世界的描述与人类生活的展现总让读者想起这个现实来。

这部作品写在2013年与2019年，然而当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的人类读起来，仿佛这个灾难之后的世界就是人类的另一个可能：在新冠病毒面前一败涂地。但即使没有新冠的肆虐，人类世界也与书中的新文明时期区别不大。这种相似性不是体现在物质的丰匮程度上，而是在人们的精神面向上。

作品一开场就道出主人公是女性团契中的一员，认定“男性皆恶”，以及关于《性别确认法案》的推进事宜等，这很难不让人想起如今互联网上愈来愈烈的性别（对立）议题。在上一年里，“内卷”开始被大多数确认为自己的生存状态，而与之相匹配的则是躺平哲学的流行，这看起来会发生在个人原子化的时代，然而在《引路人》中灾后物资匮乏的新文明时代，这种现象依然有增无减。它关系的是资源的夺予问题。而三十五岁未取得社会认可（为文明延续做出贡献）的男性将面临流亡，则让人想起，在互联网大厂，没有三十五岁程序员的现实。

在这种压抑的过劳社会中，人们看似顺从，却消耗着彼此，反抗的情绪时刻在积压。如同在书中，东二十四区的居民总是那么容易开口吐露心声，向旅客道明一种暂居桃源的心志，但这种无奈而豁达的倾诉，实则透露出内心的不甘，只是企图用“惬意”来麻痹与掩饰。

这样的贫富分化、高压管控、意见撕裂、濒临崩溃的社会中，总有人愿意暂时脱离轨道，选择一种将自我流放出文明之外的生活。在我们的社会中，那些鬼城、烂尾楼、大桥下总居住着一些人，过着极低的物质欲望的生活。外人目为可怜的精神病，但零星的采访却往往道出某些实情，如同伟大的文学传统中，流浪者往往是种先知。边缘人最先感知到危险，因为他们最终承受文明溢出的烫伤。

这一次，文明的危机不是来自一个地外空间更高文明的入侵，而是来自内部。看似是生存条件的苛刻，实则是文明内部早已出现种种裂痕。这一裂痕从古文明时期过渡到了新文明时期，它是我们随身携带的基因，而自然的行将崩溃放大了它。

或许当面对一个文明的电车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先问文明何为，文明是为所有人存在而必要，亦或文明是为了一个个个体活得更有尊严与价值呢？如果人们认为是前者——人们由于害怕自己孤独地存在而将自己放入一个大而无当的集体中时——那么他们将选择行者计划，即抛弃绝大部分人，集中资源去寻找另一个地球。

但如果人们敢于去面对自己与他的处境，他们将选择后者，放弃行者计划，转而形成另一种由意志所联结的命运共同体，或许这将是人类的绝唱。然而，就像自然界无数年的演化中，变异总会发生，且由于自然的选择而成为主流，在这样的境地里，人类将获得自我的拯救。

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引路人意指那些起先退出集体的人，意指那些流浪者，那些将自己的命运交付自己的人。留下“文明何义？延续何为？”八字终极天问的死者，不只是死于对末日的绝望，而更近乎是殉“道”。文明无法参透，而延续却被定为文明人的指标，不如从容求死。

尽管引路人的形象早早就出现在桥洞下、树荫下，但作为团契杀手的司徒绿向引路人的转变却还远未完成。只有当她见到她的猎物之时，她才能够“觉醒”。作者写作的先锋性也尽显于这一旅程。

小说的第一部分，以司徒绿从丰裕社会出发去匮乏社会“收割”目标为主体，通过她的所见所闻向我们展现了丰裕社会与西线以及部分匮乏社会的景象。这一过程的描述，既是公路小说式的写法，同时亦是传说式的不断前行，不断遇险，不断突破艰险，也不断成长。

在这样的描写中，作者似乎给武侠文学也提供了一种突破的可能。作为诗人，在此书中，作者往往不直接描述司徒绿的意识世界，而是以一种诗化的语句，运用暗喻、隐喻与象征的手法来传递难以把握的、尤其是屡屡被自我禁令所抑制的意识世界。同样的手法，也一再出现于打斗的场景之中，比如“在他胸口如一朵同时向内向外翻卷着绽放的玫瑰”，实则是子弹射入胸口的出血。由于有对意识世界的诗化，并且打斗场面（杀戮）与其后导致司徒绿失语一事有直接关系，因此对于打斗场面的诗化显得顺理成章。

同时这段长达29天的历程，也颇有游戏的意味。仿佛司徒绿不过是一个角色，读者作为玩家，操作（观看）着她在这一看似封闭实则开放世界的游历。甚至那些对话也是游戏文本，不断地交代着下一段路程的信息。然而见到Boss的时候，玩家（司徒绿）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必然的，似乎所有的路途都已被安排好，而你只有两种选择。

这样的互动性，在第二部分尤为明显。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份被多人批注过的实习报告——指导员批注实习生的文字，而审查员则同时批注实习生与指导员的文字。然而正在阅读这份文献的读者，却可以同时批注前面三者的文字，可以一窥各人被各自的权限范围所构筑的思想边界。

互动性不仅存在于文本内外，更存在于报告撰写者赵一（即第一部中司徒绿所遇到的现任协会主席，其青年时期作为实习生在匮乏社会执行任务）与《丰裕社会维持原则》之间。乍读这份报告，我们便会被这份报告中所呈现的难以抑制的感性与哲学性文本所震惊。我们对于一份实习报告必须严谨、客观、有序、甚至是枯燥的期待完全落空，这是一份文学化的报告，报告人甚至没有掩饰他的那来自丰裕社会的优越感。在218页，审查员注解道“为节约资源，不鼓励一切煽情言行”，这是《原则》中的规定。这样的报告是在冒犯这一原则，赵一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可以说在他做类似于《窃听风暴》这样的事时，逐渐对被监视者产生好奇，从而接近被监视者，乃至于被其同化。但如何解释这种在其他监视者中极为清晰的敏锐与好奇，如何解释这种似乎从一开始就具有的怀疑心理与不易接受重复性消耗的性格？

或许这要从一个人的童年去寻找，第三部分即是。在这一部分，章节名称被安排成一个大写字母和一个小写字母的交替，大写字母章节写的是童年赵一与叔叔赵一平的现实，小写章节写的是关于月球隐士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司徒绿的时代有各种版本流传，最初的版本是赵一的叔叔讲述的，也许就是第三部分中的故事。

这一部分也是本书中作者最为实验的写作，比如月球隐士的现身，将魔幻融入科学描述；尤其是关于他们去参加独立日的描写，仿佛是进入幻境，在潜意识里翻转。在现实与传说的交替呈现中，现实与传说也互相影响。“行者”“使者”“引路人”这样的词语和身份出现，而这三种身份在整个故事里也是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所达到的阶段。

“月球隐士”故事的最后，月球隐士为地球上人类文明保留了“火种”，赵一童年的终结则是叔叔在流放前夜，独自爬上了一座雕塑的顶端，“消失在赵匀（即赵一）的视线里”。当我们回想故事结束时的那一句“下一个月球隐士，定义开始滋生”，也许，就是在此时，赵一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

当第三部分快结束时，出现了一个名叫徐粒的女士，叔叔如此评价她：“徐粒，你是有力量的粒子。”回想第一部分的女性团契：“有力量的颗粒，是我们的团契。”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来自丰裕社会的作为同性恋的徐粒，组织了这一团契组织。正因为她与赵一的关系，所以当作为协会主席的赵一需要一个使者的时候，司徒律即被选中。

赵一最终所选择的是，将选择交出去，交给所有人，正是童年时他叔叔所给他的启示：无论在什么样的现实中，人都可以努力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哪怕只能活三十五岁，哪怕只有一天。真正值得延续的文明是，让所有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尊严活下去的文明。

整部小说以第一部的女性视角、第二部的男性视角、第三部的孩子视角来展现，在文本上，时间被向前推演，抵达引路人计划的发端——这一计划早已在第三部分，在赵一的童年即被开启，却直到第一部分才真正被宣告。

而最终，司徒绿放弃了“收割”赵一，却正是这一计划的成功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