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文化有鲜明的特点：长时间停滞；极其强调家庭；缺乏自由和民主观念；强调伦理道德；重视孝；等等。

第二章

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是中国独有的特征。文化的形成不是经济决定的，社会的发展也不一定是进步的或可以找到规律。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极大，不能一概而论。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但已经长时间盘旋不进。中西文化差异不是发展程度的差异，而是根本上道路的不同。

第三章

中西文化的根源是宗教问题。中国文化源于周孔教化的伦理本位，西方文化源于基督教的大团体生活。基督教普及后西方逐渐发展出超家族的集团组织，这些组织界限分明，彼此之间斗争激烈。西方人过着集团而又斗争的生活，中国人则过着散漫而和平的生活。家庭经济不是农业社会的普遍现象，而是中国社会的特征（西方的农庄）。

中国缺乏西方的团体观念：明确个人隶属团体；团体中人人平等。

第四章

中国人集体意识的缺乏导致公德、纪律习惯和组织能力的缺乏。也就是政治能力的缺乏。中国存在乡土自制，但相对于西方的城市自治非常原始且变更无常。

第五章

中国人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人与人因为伦理义务而相互联系，人只有在这种伦理联系中才能存在，而不像西方人那样重视个人的独立性。在中国，伦理发挥了类似宗教的出世作用，是宗教的替代品，使人们纾解生活痛苦、追求人生意义。中国重要的是家庭伦理关系而非个人，所以中国人强调的是义务而非权利。

第六章

宗教是一切社会文化产生发展的根源。中国没有宗教，取而代之的是伦理。宗教的原理是使人们信仰自己本来拥有（却不相信）的品质，以此制定社会规范。相对的，孔子不信任宗教，而是省去宗教提炼“神性”的步骤，直接使人运用自己的理性追求道德。

因此，中国的伦理比西方的宗教更灵活，没有死板的教义和不能改变的社会身份规范。但是，道德劝人向善的作用却远远不如宗教，因为宗教是一个方法，理性则不是。孟子和王阳明继承发展了孔子的理性精神，极其强调人们天性的良善，这是对人理性的完全信赖。这也是中国文化早熟的根源。

使中国道德彻底替代宗教的是两者：安排伦理名分组织社会、设立礼乐涵养理性。中国人将宗教转化为礼，祭祀时君子确知自己所为不是真的为了奉养神灵，而是为了统治民众（《荀子》：“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中国社会强调情理，臣民对君主的服从是因为君主有恩，而不是向武士那样为了忠义而忠义。中国不像印度那样的宗教社会有死硬的社会身份规范，而是要考虑情理做权衡。

因此，中国和西方文化从根源上便不同：西方文化重视团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化重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国这样的规范只能依靠习惯法，而不能依靠成文法。中国古代的刑律根本上是惩罚对已有秩序规范的破坏行为，而非制定社会秩序规范。

第七章

理性和理智不同，理智是研究外物、数学计算；理性是追求正确的事物。与西方文化强调理智不同，中国文化强调理性。理智强调向外研究，理性则强调向内自省。理智要求抛弃情感，理性则要求认识人的情感和伦理，判别好恶。儒家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实践他体悟到的理性，将伦理上正确的事在现实中实践，强调“人生向上”，也就是“修齐治平”的含义。

人的情感无所不包，因此在理性指导下中国文化形成了伦理本位的礼俗社会。在这样的民族精神中，一个人天生地与他周围的人相联系、不可分离。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也是义务关系。一个人的生命不仅是他自己的生命，也是其他人的生命。

在理性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很难形成固定的统治阶级。自古以来，中国的选官制度都是“选贤举能”，九品中正的原意也是以人品为主，这在同时期的西方是不可能的。因为理性的过早开发，中国没有形成西方那样相互对抗的阶级，但形成了源自理性的“士”阶级。其影响在之后详述。

第八章

中国自古就没有明确的阶级划分，而只有职业分途。只有阶级才能进行社会统治，皇帝只是一个人，因此大部分时候并没有积极进行统治，而只是社会上各力量消极相安。没有阶级不意味着没有剥削和统治，只是没有严格的阶级隔阂与对立。

第九章

中国不像国家，更像社会。既缺乏国内管制，也缺乏国际对抗、不强调军事。也可从“天下”观念看出。中国不是国家或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这种“天下观”倒和共产主义理想有些近似。在天下-团体-家庭-个人四级中，西洋重团体、个人而轻天下、家庭；中国重天下、家庭而轻个人、团体。

社会发展自经济手段，国家则发展自政治手段。国家的形成需要武力强制，而武力需要借助阶级作为使用的主体，因此国家产生自阶级统治。

中国自从秦汉封建社会解体后便陷入了循环往复的境地。这是因为中国封建解体的过程与西方不同。中国封建解体表现为贵族的消亡和士人的出现。先秦时中国的阶级意识就不强。士人本身就是阶级解体的产物，同时也极大推动了阶级解体。因为理性指导政治的观念，士人拥有政治的资格，却没有权位，因此反对贵族世袭，支持禅让的理想；有权位时，士人便反对分封，用官吏替代贵族。在中国，似乎底层人都有机会掌权，但实际上又很难掌权，更导致士人对阶级划分的反对。阶级意识不强则民族意识不强、国家意识不强。

与内部解体的中国封建不同，西方封建源自城市兴起的外部压力。西方封建解体伴随着各阶级之间的对立，中国则伴随着以个体分散着组成的士人阶级对同样松散的贵族阶级的反对。这样，中国社会就陷入了泥沼：既无法更进一步，也无法退回原来的阶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治呈现三个特点：1）政治伦理化，源自将阶级、国家融于伦理社会中；2）政治无为化，源自对内对外都消极相安，只想避免多事，几乎取消政治；3）权力一元化，不存在权力相互制约，而特别发展各种监察机构。

与此相对，阶级对立却成为了西方社会进步的阶梯。阶级的作用有：1）尊重人权、限制王权；2）政治公开；3）科技发展

第十章

伦理社会和职业分途在中国相辅相成。士人既反对政治上的阶级垄断，也反对经济上形成源自资产垄断的阶级。因此形成了社会职业化。

中国式人生的最大特点是“向里用力”。因为没有集体，所有人都要靠自己生存；而因为强调理性，人们相信成功需要不断向内反省（也就是内卷）。因为强调伦理和教化，中国社会的维持不依靠强制力（武力和法律），而是依靠习俗。民间遇到纠纷倾向于“调解”，而人们也倾向于随遇而安。中国社会好像人人都有机会，又好像人人都没机会，成功失败都找不到“责任人”，因此也就“知足常乐”了。

中国政府始终消极于政治、积极于教化，代表理性的士人正是其社会基础。所以中国理想的君主是“众人的老师”，士人则在中间，一面劝君主为善，一面用伦理教化百姓。

西方在近代之前也曾是文化统一的社会。为什么之后走向分裂，中国则始终统一呢？为什么基督教的统治最终崩溃，儒家的教化则始终存在呢？几个原因：1）儒家不是宗教，源自人本身的理性；2）儒家重视现世而非出世；3）儒家的统一不在于形式，基督教存在教会的形式，即存在形式的分裂和破坏；4）儒教没有教会那样腐化堕落的问题；5）基督教文化被上层垄断，儒教则全社会文化、文字相同。

第十一章

中国的历史是周期性的治乱，没有革命，因为根本上就缺乏内在矛盾。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在周孔教化的影响下过早启发了理性，扼杀了宗教，从此之后政治和社会都在理性的指导下发展，但又缺乏理智科学为基础，导致处于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的盘旋境地。中国化阶级为职业太早、理智转为理性太早，形成没有国家的社会、没有科学的伦理。

第十二章

民主精神的关键在于对他人的承认，而中国的伦理教化不仅从一开始就承认了他人，甚至为了他人忘记自己，一个人仿佛不为自己而活，只是为别人而话。中国文化最大的缺失也正是在“个人永远不被发现”。“吃人礼教”的可怕之处在于，人并非死于强制或剥削，而是死于情理。前者可能会受人同情，后者却被视作理所应当。中国人不像中世纪的西方人或古希腊奴隶那样完全不自由，而是好像自由又好像不自由，却正是在这种模糊的状态彻底断绝了中国人自由的可能。阶级的缺乏使中国文化和社会状况从根本上混沌不明，暧昧不清。

第十三章

西方文化从身体出发，发展理智和科学，进而深入到心灵和理性；中国文化则相反，直接从理性和伦理开始发展，理智发展就彻底被抑制了。西方文化发展的道路本应是人类发展正常的路径，中国文化走了捷径，导致科学、经济都无法发展。

因为早熟，中国文化有五种病症：1）幼稚。发展伦理而遏制了科学，向内探求而缺乏向外研究，虽然早早去除了宗教，却因为科学的缺乏留存了许多迷信；2）老衰。社会组织和伦理规范本来是灵活的、符合理性的，但因为没有活力，逐渐机械化、老朽化（如守孝等）；3）不落实。中国文化将伦理教化作为现实社会组织的规范，同时讳言利、力，结果理想与现实均难以发展；4）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之前说过了。5）暧昧而不明爽。不需要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