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想法

具有直击人心的力量，很多地方读来颇有感触，眼泪几次在眼眶中打转。

邓安庆描写极具普遍性的家庭、生活还有少年的成长经历，很容易令人感同身受。他说自己想要创作出一种有氛围的文字，虽然仍旧粗浅，但确实已有迹象，它通过少年视角得到展现，并非带着洗旧的滤镜，而是透过回到少年时代的主人公视角，从而赋予事件一种“当下”感，也因而不显得滥情伤感，这是只属于80、90后的少年时代书写，它已经不是刘震云《塔铺》、张承志《北方的河》、阿城“三王”里的昂扬向上，刘索拉以及其九十年代追随者如贺奕、李冯等笔下的校园生活与青春迷惘，而透露出一种难以明言的“衰颓”——这似乎与当时时代精神从理想主义的边缘走向完全消逝，与乡村随着城市化浪潮的无可避免的衰落有着某种隐微关系。这种“衰颓”同样充盈在梁鸿笔下的“梁庄”里，令人感到情绪被某种难以言说的巨大悲哀所充溢堵塞——或许可称之为现代化背景下乡土的“悲歌”也说不定？但是与梁鸿所代表的“鲁迅传统”的启蒙视角以及韩少功在《马桥词典》《山南水北》中所持有的知青反思都不同，邓安庆所写的正是属于自己的“历史”——是对自己少年光景的回看，因而“在场”、“当下”乃至“不隔”，成为叙述的特点。

他的邓埦不像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观念的“结晶”，是一种被构建起来的过于主观的“理想乡”，而就仅仅是自己的成长地，是故乡，逐渐消逝的故乡，在这一点上，《从文自传》和《雪晴》中的湘西与写作它们时的沈从文或许更相似吧。正因如此，在作为点睛之笔的《永隔一江水》中，作者选择跟前六篇拉开时空距离后，那种前面隐伏的只属于那片土地的生民的生活“悲哀”和“苦痛”才得以显现——以一个未能同其他前辈作家完成了自我阶层跨越的“游离”于现代城市与故土的“中间者”的身份传递出来，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作者的身份问题对于乡土书写的巨大影响，相较于上述那些现当代文学传统而言，邓安庆的身份可能更接近于写出《王考》《西北雨》的童伟格。

语言。叙述的流畅对于年轻的作家而言或许更容易成为质疑的来源。确实，作品的语言有不少问题，但指控为“流水账”显然有些牵强。从作者的自述看，这种流畅盖源于写作的一气呵成，但也因为快速而流于轻率，缺少必要的锤炼。陶渊明、储光羲诗的自然并不真正因为语言本身的直接流露，而是因作者的干预和锤炼，才令这份“人工”变得不露痕迹；邓安庆的情况则好似未经枘凿的璞玉直接被呈了上来，无怪乎要经受“楚王”们痛斥刁难。语言的问题还在于与人物身份、情境的不合，瑕疵即便细微，但多处存在，也还是很会影响到被营造起来的氛围，这令这本书难以以完美的姿态贯穿下去，显然难以称得上“浑融”。这一点应该是邓安庆亟待注意的地方。

乡土中国实在饱含太多的痛苦，它们往往因为经受者的无法申说而陷入沉寂，但这并不意味着苦难不应被呈现、不应被世人了解。当代新的乡土写作从这一点再出发，本质上仍揭示着现代化过程中乡土的阵痛，但与五四乡土写作却有着巨大的时代语境差异，也要比当时的情况远为复杂。我想，与其穷尽力量深耕十七年、左翼、革命文学，多分些经历来关注这些乡土的写作，可能会更有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