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封底写着这样两段话：

我回来了，从美国的秋天，澳洲的夏天，新加坡的春天，直接回到北京的冬天。结束了十个月的国外生活，或者叫它访问、旅行、流浪都可以。

一切都跟着我回来了：创作时固有的生活习惯、生命状态、生物钟点。我的早晨是许多人的半夜……

读完整本书，我面对这个封底仍旧倍感困惑。因为在这本书里，严歌苓记录了她在非洲国家尼日利亚的生活和见闻，除了提到她父亲在北京的房子“并不大”“大概130多平方”以外，和北京这座城市几乎就再无关系。

另外，严歌苓的写作时间本来在《绿菜与红鱼》一文（P99-106）中写得明明白白：

20年来我上午的时间都是锁定给写作的，火警、匪警都不管，天王老子也不接待。上星期上午9点半，我居然停止了写作，请司机把我载到了超市，挤进了等海鲜的人群。

据此可推断，她每天早上写作大致在2-5小时（7-12点）之间（在《酋长的女儿》一文中，可证实严歌苓晨间写作时间为3小时左右），符合“早晨写作者”的一般状况。而封底的那句“我的早晨是许多人的半夜……”则瞬间将细心读者如我拽入云里雾中，莫非严歌苓的早起是凌晨起床，然后一路写到早上9点半之后……？

这本书令人困惑的地方当然不止这一处。

比如，考虑到书名叫《非洲手记》，我起初以为它是作者在非洲各国旅居所记的随笔，后来发现，美国大使夫人显然不能在非洲乱逛，导致肉体可抵达的视野有限，实际成品仅仅是一本《尼日利亚手记》。再考虑到其中七成以上的篇幅内容发生在首都区域，把标题进一步限缩至《阿布贾手记》，将远比原书名更为精准。

又如，本书含不规则分布精美照片二十余张，因此阅读进程将不时遭到打断，但鉴于作者貌美，被打断也绝不至于怨气太大。只是读完书后重温彩页照片，惊觉其中只有两张未有作者出镜，一张是“矮墙后的阿布贾酒店”，另一张是“马路边的五彩蜥蜴”。（由于照片页不占页数，所以此处我也难以标明具体页数，只能对有心者给出大致方向：前者在P60-61之间，后者在P156-157之间。）

而紧接着第92页后的一张照片尤为迷惑。该图中，严歌苓女士右手搭在一把椅子的椅背上，左手拿着自己的太阳帽，戴着褐色墨镜，唇红齿白、笑意盈盈地看着镜头。椅子上坐着一个非洲小女孩，四五岁模样，未看镜头，表情严肃，面前桌子上除了一个塑料袋和一把手持小风扇（合理怀疑其系严歌苓女士所有物）外，空无一物。我“移步”照片说明栏，白纸黑字写着这样一行宋体字“和尼日利亚孤儿在拉各斯”（知道你好奇，见下图）——

（严歌苓女士——括号里这几个字是我加的）和尼日利亚孤儿在拉各斯
我不由得掩卷沉思。我试着想象一下自己碰到了一个黑人孤儿小女孩，我会不会拍照？如果拍，会出于怎样的动机、又会以怎样的姿态拍？再进一步：如果真的拍了，我又会不会向别人展示这张照片？如果展示，会出于怎样的动机，又将作出怎样的解释？……

由于这张照片使我大为不解，我便求助于好友，希望她能帮助我进一步理解人性的复杂性和人类的多样性。她看了一眼，没有掩卷沉思，瞬间发表了一句对孤儿和对作者都大不敬的感言：哈哈，她像是把这个孤儿当景点在合照耶。

这句话绝对不是我说的，是我朋友说的。

“严歌苓门下走狗”可以来骂我朋友，我转达给她，拒绝误伤。

2022年3月20日

T·葛朗·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