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先生在书中批判了“政治多元论”，认为前者的诸去中心化措施和另立核心权力的主张会导致一种集中的、可以用作最终手段，以对多方利益进行评价、协调及决断的中心权力（主权等）的缺——这种缺失因为多元论下诸措施没有可行性而致命，故世人为了避免在这一情形下可能导致的政治混乱和经济不稳，必然会谋求一种更超然的权力，最终创设并拥护一种同时包含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绝对专制。

综上，萧公权认为，维持现有民主制度，尤其是在思想上坚持“法律”对“主权”的超然地位和在实践中维护以三权分立为代表的民主制的同时保证一定程度的集权，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道。萧尤其强调，权力的实际运行状态不等于权力在创设之初便是“可以包容其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的问题”，人民主权论在结构和功能性上的不足不等于可以彻底推翻现行制度而谋求一种不切实际的直接民主。

不过萧虽然敏锐地指出，在去中心化，将“权力”下放到个人以后，会导致“社会最后准绳”的“法律”的效力的丧失——人人可决策等于人人不决策——“主权”的民粹化，极其可能导致一种超验权威的出现（后来的德国纳粹与苏联共产党也证明了这一事实），但是他明显搞错了“政治多元论”支持者的核心主张，后者的主张本质上也是功能性、措施性和结构性的，而非像萧所批判地那样，试图对社会现状进行彻底的颠覆与重塑。在书的末尾，萧除了认同“多元论者”提出的诸多建议和批判意见外，在对现有民主制的结构性调整而非颠覆之上也最终殊途同归。

本书之所以有这种“打错靶”的情况，和成书时世界政局和经济的动荡有关系，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早期支持者已经在当时于理论上提出了对民主制，尤其是代议民主制的颠覆理论并跃跃欲试，而代议制民主也表现出严重的腐败、脱离社会和无法处理诸问题的现实。萧公权敏锐地察觉到了一种可能建立在民粹主义上的超验权威的诞生，选择站出来捍卫民主和法律，只是由于其对手反集权，他就选择了支持集权。因为外形上的相近，萧在1926年完成的，支持民主的著作，被后来的施密特引用，以反对民主，不得不说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黑色幽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