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贝卡·索尔尼特的《爱说教的男人》（Men Explain Things to Me），书名取自收录的第一篇文章，直译过来是“男人向我解释事情”，书名如此翻译难免有些噱头。不过当读罢第一篇，看到作者笔下那位对着作者滔滔不绝的男性描述，又觉得冠以这个名字，也不很为过。

——这就是这本书令我想要写点什么的原因，它提出了一些现象。

诚然，这本书只是一本文章合集，并不存在严密和全面的理论，对于较为成熟的女权主义者来说或许算不得精彩。但它写了很多现象和事件，并概括出其中暗藏的共通之处，告诉读者，这些都不是孤立事件，它们是一种模式。

书中提到的事件背景大多在美国或是中东国家，但我相信绝大部分人读来都不会觉得水土不服。比如男性对自己的过分自信、作者发出《男人向我解释事情》之后遭到了男性大面积的羞辱、Mansplaining（男性说教）词汇的出现，很难不让人想到杨笠的“普且信”以及之后部分男性令人难以想象的“行为艺术”。怎么说呢，部分男性总会让自己成为完成这类作品的最后一笔。

但比起这些见怪不怪的现象，更不能使人掉以轻心的则是有关“抹去”和“暴力”，而前者在一定程度下会发展成为后者。

作者在《祖母蜘蛛》里对“抹去”有详细的表述。

首先是一些家族的家谱中从不会出现女性的名字，于是在一棵大树上，越来越多女性的枝干就不存在了。

还有叙事中被排除在外的女性，比如总是在宣传中“若隐若现”的女性劳动者。放在我们身边，不知是否有人记得疫情之后的一些杂志封面上，出现的女性少之又少，但其实她们的付出跟男性同等，甚至还要克服更多的困难（比如生理用品的缺失）；还有不被认可价值的家务劳动，此前浙江一位全职太太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家务补偿19万（每月5000元），法院判决赔偿1.5万（每月不足400元）。

更有，当性暴力事件出现时，总是率先提出让女性保护自己，减少深夜出门（还记得滴滴曾经出过不让女性在深夜时间段打顺风车的措施吗），但如果反过来呢，如果让男性深夜不要出门（为什么不禁止男性在深夜时间段开顺风车呢）则一定会遭到反驳，但实际上这两者在逻辑上并无差别（注：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是家人朋友如此叮嘱我不会觉得有问题，但如果官方，尤其是有权力处理这类问题的官方这样倡议，那就是在投机取巧，不从根本解决问题）。

这些都是“抹去”，试图让女性“从公共领域、从族谱、从法律地位、从声音和生命中消失”。

在《男人向我解释事情》及《与狼共舞的卡桑德拉》里作者进一步讲述了声音的消失及女性的被迫沉默。她所讲的现象——比如站出来揭露性骚扰和性侵却被质疑、遭遇霸凌和“荡妇羞辱”——对我们而言依然不陌生，这些都不是独立事件，女性自我的怀疑、困惑等，加之外部使之噤声的羞辱霸凌和质疑共同加剧了女性的被迫失语。

讲到这里，早就有人想说“并不是所有男人都如此”（NotAllMen），这也的确是很多媒体、部分男性采取的立场，以将所有基于性别的不公正和暴力事件拆分成独立事件，让人忽略其中核心特征和统一模式，当然，的确有许多很优秀的男性开始关注性别平等问题，但不管是不是所有男人，正如《YesAllWomen：女权主义者重写历史》中所写，就像#MeToo所表达，这些就是“普遍性社会问题”，所有女性都会担心可能遭遇到的性别歧视和暴力——而当我们处在父权社会之下，本身就是处在一种不平等之中了。

“未来是黑暗的，我想，这就是未来最好的样子。”——作者在《伍尔夫的黑暗：拥抱不可解之事》一文中引用了伍尔夫的这句话。

有太多作为女性而沮丧和失落的时刻，当几万几十万的声音在一夜之间消失在网络中、当难以入耳的谩骂和羞辱铺天盖地在眼前、当就业歧视婚姻地位生育工具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但收尾的《潘多拉的盒子与志愿警卫队》就像一篇有点励志有点鸡汤但也有点用的鼓励，尽管女权主义者仍在和多方拉锯，醒来的女性也在不断被拉回，但“我们已经在路上”，“女人不会投降”。

《爱说教的男人》不算一本很深刻的书，但它很有普适性，简单又好读，足以让读者（尤其是暂时较未深入接触女权主义的读者）意识到一些现象的不对劲，从而进行更多的思考，而一旦观念成形、质疑出现，一切就不再可逆——

“这儿是潘多拉手里的盒子，放出精灵的魔瓶；它们现在看起来就像是监狱和棺材。人会在战争中死去，但观念永不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