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加·马宗达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生，长大后，她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社会人类学研究生，现于纽约担任Catapult的副编辑，《A Burning》（即《有人想要你的影子》）是她的处女作。

似乎所有远行的作者的目光都不可避免地投射到了自己的家乡，马宗达也一样。《有人想要你的影子》就将故事的背景置于印度的贫民窟，将叙述的重心放在了吉万、爱儿、体育老师三个人的身上，以一桩沉重的冤案将三条叙事线串联，揭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公众需要流血，媒体需要死亡

穆斯林女孩吉万是一家服装店的销售员，这天，在她回家以后，在Facebook上看见了这样一个词条：#科拉巴干火车站袭击案。该案导致了一百多人的死亡。词条之下有一条视频，视频中一个女人指责警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与女儿被烧死，于是吉万转发了这条视频，并在此留下了一句“蠢话”：

要是警察不帮助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要是警察眼睁睁看着普通人命丧火海，这是不是意味着，政府也是恐怖分子呢？

她的言论在网络上飞速传播，引起了官方的关注，几天后，吉万便被上门而来的警察带走，拖进了监狱。在法庭上，她被指控煽动叛乱罪和叛国罪。罪证如下：

1.她的脸书里有跟恐怖分子招募者的聊天记录。

2.在她的家里找到了泡在煤油里的布条（“这东西跟投掷到火车里的那些浸泡了煤油的火把差不多”）。

3.目击证人看见她抱着一个包裹朝着车站走去（他们认为包里装的一定是煤油、破布或用作火把的木头）。

4.她在监狱里签署了供状。

看起来似乎已经是人证物证俱在了，可是这真的能成为吉万的“罪证”吗？

“每个人都这样说，但我只是跟他线上聊天，我们顶多算是网友吧。”我辩解道，“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也许是我妈妈的抹布吧，煤油能去油污。我不知道！我根本没看见过。”

“我拿的是书，是我的课本。”我说。这是真的，为什么听起来却那么无力呢？“我包里放的就是这些东西。我把课本带给住在贫民区里的一个人，她叫爱儿，去问问她，她会告诉你们我教她英语有好几个月了。”

“他们强迫我在供状上签字。”我跟法官说。我掀起上衣，露出瘀青的腹部。同时，我听到身后的人群一阵骚动。

可没人愿意相信一个“恐怖分子”的辩解，何况这人还是个女人，吉万最后还是被押入了监狱，她得在那待着，直到一年后的审判。在监狱里，有句话发人深省：

我后面坐的是“独眼”迦尔吉迪，她的半边脸都给烧伤了。我转过身，她笑得正起劲儿，牙缝都露了出来。她丈夫冲她泼了硫酸，可不知怎么的，坐大牢的却是她。只要你是个女人，这种事情就有可能发生。

能为吉万作证使其免于一死的关键人物只有两位：爱儿，以及她的体育老师。

爱儿是一位海吉拉（变性者，非男非女的第三性），为新生儿和新娘提供祝福仪式，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演员，而吉万教她英语，为她进入演艺圈做准备。

体育老师则是吉万以前的老师，在一所女子学校工作，他是这所学校里唯一的男性。后来他凭借作假证，对外宣传，成为了新政府的一员，身居高位。

起初，他们都愿意为吉万作证，证明她是无辜的。

直到后来，爱儿有机会成为明星，体育老师希望得到权利。

他们不约而同地背叛了她，吉万被判处了绞刑，不像影视剧里那些反转，这儿没有奇迹，她就是死了。

其实吉万也试着自救过，她找来了个叫普南杜的记者，把自己的生世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但在媒体的刻意渲染下，便变成了《我冲警察扔炸弹——恐怖分子讲诉她的人生故事》：

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通过在女子监狱的几次采访，记者听到了一个关于贫困和厄运，以及对印度政府终生怀有怒火的故事。这一切始于吉万的孩提时代，她跟家人一起被从靠近库尔拉煤矿的家园驱赶出来。她主动对记者坦白说，当时她和家人准备了自制的炸弹，用来攻击警察。

我又读了几行。她对政府的愤怒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而是根源于被忽略的一生。本文从她父亲在一家政府医院被误治，导致他背部的损伤发展为让人渐衰的慢性疼痛病开始，到她住在政府的安置房里，水供应不可靠致使日常生活艰难作结，对她的故事所作的认真分析揭示了她对政府的敌意——

媒体的“润色”竟然能够颠倒黑白，将一个女孩苦难的一生变成成为恐怖分子的原因，如此戏剧性的一幕充满了悲哀的底色。

是的，爱儿如她所愿将要成为电影明星，只是她忘了，吉万经过火车站时，包裹里装着的是要给她的课本。

是的，体育老师如他所愿得到了权利，只是他忘了，在他第一次接触众福党时，众福党举起的旗帜是“为吉万讨公道”。

公众需要流血，媒体需要死亡，自私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甘愿将无辜者当做自己前程的祭品。

此外，《村民们去找吃牛肉的人》这一段小插曲相当震撼，和吉万的遭遇构成了一种镜像关系，他们以为那个穆斯林吃了牛肉，于是残忍地杀死了他、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女儿，此时此刻，私刑居然大于法律。

后来我们的人打开那个小冰柜，从里面扯出来一只鸡，说道：“牛肉在哪里呢？”

那么，牛肉在哪里呢？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

在那名为“体制”的庞然大物面前，我们都显得十分渺小，我们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一道莫须有的罪名赐死，而我们求饶的声音，他们因为身居高位，听不见。

她被惩罚，所以她有罪。

没错，她并非因为有罪而被惩罚，而是因为被惩罚才有罪。

这卡夫卡式的审判，荒诞又可笑。

但它同时也是我们现代所有人共同的困境，共同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