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本小說就像一個迷人的思想試驗：有一天，一種令眼睛突然掉進牛奶海洋的瘟疫開始蔓延，為了預防傳染，官方把首批失明者強制送進精神病院隔離，宣稱除了生活必需品的供給，官方對他們無需負責。隨著瘟疫不斷擴散（擴散方式是和失明者對視，但失明者的面孔和常人無異），精神病院的人越來越多，食物越來越少，由於目不能視，到處都是大小便，沒有水源無法洗澡，生活環境越來越惡劣。開始出現盲人歹徒團夥，強制盲人以宿舍為單位交錢換取食物，後換成交出宿舍女人以供歹徒取樂換取食物。後來因為火災他們衝出了精神病院，卻發現外面的人也都失明了。但是所有人都失明的情況下，有一個女人卻始終沒瞎，目睹了所有這一切。人與人之間的那些善良，底線，黑暗，罪惡，暴露無遺。

裡面所有人物沒有姓名，事件發生的地點也可以是任何一個地方。對比當下的covid-19，就像一部接近實現的預言小說。當然，現實世界也不需要什麼預言，2003年SARS到2008地震，再到今天，重複的部分是多麼相似。昨天新聞的涼山火災就更加諷刺：去年的3.30，31名救火隊員遇難，在歌頌完“逆行者”“英雄”之後，今年的同一天，18名救火隊員和1名向導再次遇難（來源：三聯生活周刊）。整個國際對新冠肺炎的措施也是如此，在危機面前，人就像孩子一樣從未成長，從本國對湖北的歧視，到海外對華人的歧視，無不相似。

書中開頭的第一位失明者是在等待紅綠燈的過程中失明，他沒法再開動車子，於是有一個好心人開車帶他回家。在他等待妻子回來的過程中，那位好心人把他的車開走了，等到妻子回來只能打車帶他去看醫生。當然偷車賊後來也失明了。偷車賊內心對自己偷盲人的車的譴責，和因為間接好心讓自己失明，這種交疊的情緒，很容易想到《罪與罰》裡對人內心的審判，如果真的有審判，只能是來自自己，這種懲罰才是最痛苦的。類似的複雜性小說中有很多描寫，人之幽微難測深不見底，這也是有趣的地方。

在盲人歹徒不滿足於錢財，讓各宿舍送出女人的時候，大家第一反應是憤怒，所有宿舍一致決定不服從這卑鄙無恥的命令。歹徒回答也簡短乾脆：沒有女人送來就休想吃飯。慢慢地，有人開始提議請女人報名當志願者去歹徒宿舍。女人群起激憤，把男人罵的狗血淋頭，男人為自己辯解：平心靜氣談一談就能相互理解，只是遇到困難和危險的情況需要志願者，這已成為習慣。有女人諷刺的問：如果他們要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你們怎麼辦呢。一個男人鼓起勇氣說：這裡沒有男妓。女人立即反駁：也沒有妓女。其實男人只需回答要是他們要男人，我們就去。然而沒有人這麼說。

我看到這裡喉嚨的窒息感是真實的：我在那樣的情況下會怎麼做？所謂強暴真的無法避免的時候，女性有什麼可以做的讓這種傷害最小嗎？在情緒上極度抗拒的時候，生理上還能有任何快感嗎？聯想到以前聽過的一句玩笑話：生活就像強姦，不能抗拒的時候，只能努力享受。多令人惡心的一句話，但凡對這種被強暴的窒息感有一點同理心，就不能像這句話邏輯一樣：對於無法抵抗的傷害，試著享受吧。再推開來看，為什麼女性被強暴就等同於一種“污點”？這種被害和被毆打和搶劫有什麼區別？還是在長久以來的“蕩婦羞辱”“貞潔”文化中形成的恥感，如果被強暴的傷害等同被搶劫那樣，是不是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心理創傷？我不知道。不過可以提醒男性如何建立同理心：試著想象自己被力量更強大的男性強暴（這並不是沒有可能），想象那種窒息感，也許能更好的感同身受（哪怕不存在真正感同身受）。

最後作出決定的是一位50歲的女人，她帶著年邁的母親，沒有別的方法供母親吃飯：我去。然後有很多女人也決定要去。第一個失明者不想他和妻子忍受這奇恥大辱，被另一男人反問：看看我們所處的環境，骯髒如動物且毫無秩序，我們的生活有什麼意義可言呢？我雖然不想我妻子去，但我的想法沒有任何用處，她願意去是她的決定，我知道我所謂男子漢的自豪感會受到傷害，但我無法避免，如果我們想活下去，這是唯一的辦法。另一女子也反問：你可以把你的妻子留下來只供養你一人，但我想知道你以後是不是感到尊嚴，想知道妳怎樣吃我們給你帶來的麵包。寂靜。

第一個失明者的妻子發話了：我和別的女人一樣，她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只能按我說的做，丈夫打斷了她。

不要耍威風了，在這耍威風沒有任何用處，你和我一樣瞎。

這太有失體面。

你體面不體面全在你自己，從現在開始你不要吃飯好了。

如此冷酷的回答出自一個隊丈夫畢恭畢敬、言聽計從的女人之口。

後來當然所有女性都同意了，按照宿舍輪流讓歹徒對她們強暴，以換取為數不多的食物。根據歹徒和女人數量的多少，大概是3-4個男人輪流強暴同一個女人。一連幾個小時，一次又一次的凌辱，一次又一次的作踐，凡是能對一個女人做的他們都做了，不過總算給她留下了一條命。等她們準備一起回宿舍的時候，有一個女人卻死了。

就在這個時候，失眠的女盲人兩條腿癱到地上，確切地說像是兩條腿突然被砍斷了，心臟也完了，心臟剛剛開始收縮還沒有來得及收縮完就停止了，現在我們才終於明白為什麼這個女盲人睡不著覺，現在讓她睡吧，我們不要吵醒她。她死了，醫生的妻子說，聲音毫無生氣，一個活人嘴裡竟然會發出這樣的聲音，和她剛才說的話一樣，像死人說的話一樣。她把死者抱起來，死者的身體像是突然散了架，兩腿間血跡斑斑，肚子上青一塊紫一塊，可憐的乳房露在外面，一個肩膀上還有被瘋狂咬出的牙印。這是我自己的身體的寫照，她想。是所有這些女人身體的寫照，大家所受的屈辱和痛苦與她只有一點區別，那就是我們暫且還活著。

再讀這段話，身體依舊發冷。為什麼要去關注那些女性，或者說要關注武漢死去的那些人，他們就是我們，他們只是替我們死去了。每次想到這點還是很難過。不是每天都要去看負面報道，而是這些事情這些人都是真實存在的，關注了也許沒什麼作用，世界不會改變什麼。但我認為做這些就像《鼠疫》裡面塔魯和里厄醫生一樣，做自己該做的和能做的。算了，已經沒什麼想辯解的，很久以前我會比較抗拒了解陰暗面，後來我發現不能是這樣的。我是倖存者而已，這沒有任何值得自豪的部分。當然我也警醒自己，不掉入自我感動的深淵，不去劃分界限黑白分明，更不去要求他人，只是做自己當下認為對的事情。

就像薩拉馬戈生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上這樣的墓誌銘：“這裡安睡著一個憤怒的人。”之所以憤怒，因為他認為，“雖然我活得很好，可是世界卻不是很好”，“殘忍是人類的發明”，“當權者專橫，把一部分人排斥在社會之外”。他寫作不是為了讀者消遣，而是要把令人憤怒的社會現象寫出來，讓人們去思考。

我當然不指望有這樣的野心，只是希望“人”所處的環境能更好一點，所以真的不用擔心看了負面人就會負面，希望變好不就還是因為對“人”有信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