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奥斯卡奖，最佳影片获奖呼声最高的是《荒野猎人》和《聚焦》，最终《聚焦》获奖。
从技术来看，《荒野猎人》精彩的摄影和表演让我赞叹不已，从头到尾都是精湛技艺的享受。相比之下，《聚焦》在技术上要简单得多。这基本上是一部靠对白支撑起来的电影。场景大多是室内的有限空间，镜头语言并不复杂，使用大量的正反打和慢速推拉。靠着行进间的对话等场面调度技巧，以及剧情本身的张力，整部影片并不显得单调。但这一切，从技术上讲，并不比拍电视剧困难多少。在一些优秀的电视剧，例如美剧《白宫群英》、《新闻编辑室》中，都用了类似的手法。影片的色彩有意采用偏向灰黄的色调，有做旧的感觉，却让它更像电视剧了。
但是，如果我选最佳影片，我会跟奥斯卡的评委们一样，毫不犹豫地选择《聚焦》。因为这是一部能深入我内心，让我感动、也让我思考的电影。
生活就是这样？
光芒总是从黑暗中射出，这部电影是从灰色的一幕开始的。影片开头，时间是1976年。一个长镜头跟随警官进入波士顿警察局11区分局，警察们正在处理神父性侵儿童的案件。警官和地区助理检察官都强调要把媒体遣散。警官漫不经心地称，当时神父是在受害者家里“帮忙”。镜头进入会客室，教区主教正在安抚受害者，让他们不要再追究下去。受害者母亲神情焦虑不安，4个孩子浑然不觉地忙着画画。检察官对主教惟命是从。紧接着，镜头来到警察局门外，主教和检察官上了同一辆车。虽然影片省略了受害者最终的反应，但显然主教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整个官僚系统都失去了它的中立性，跟宗教权威联合起来压迫普通的受害者。受害者一家人在这种处境下，不得不接受主教的条件。
但我只能说这是灰色的一幕，而难以用更贬义的词来形容。因为，对官僚体系屈服于权势、将正义弃如敝屣、只求息事宁人的局面，我们已经见得太多。官僚体系还经常会振振有词地告诉我们一个理由：维护权威有利于社会稳定。所以看了这一幕，我们心中只是会不安，而实在难以激起义愤了。很多人甚至会觉得，这就是生活，从来不会那么完美。
这就是生活？电影后面的故事对这灰色的一幕发起了反击。
专业主义的激情
神父性侵儿童案重新受到关注，是出于很偶然的原因。《波士顿环球报》前任总编退休，新总编是母公司纽约时报集团派来的巴伦先生，这位资深新闻人一手开启了对神父性侵儿童案的重新调查。但这位巴伦先生出场时，却让我觉得很是担心。
我们看到巴伦和“聚焦”版主编罗比在一家餐厅见面。罗比向巴伦介绍起聚焦版的情况：这是一个4人组成的调查报道团队，往往要花几个月时间确定一个选题，再花一年时间完成一个调查报道。这是一个成本相当高的新闻运作模式，只有大型媒体才能负担得起。我们也知道，传统大媒体的很多重量级报道，就是由这种深入、扎实的深度调查产生的。但当今的现状是，网络、电视等新兴媒体兴起，媒体业更多地追求短平快，愿意潜下心来做深度调查的媒体已经不多了。所以，当巴伦总编谈起报纸要应对新兴媒体的挑战时，我着实捏了一把冷汗，不知道聚焦版深度调查的传统是否能继续下去。
但巴伦总编很快打消了我的疑虑。他在任职第一天的编前会议上，提出对神父性侵儿童案重启调查，并指定聚焦团队负责。有个细节，当听说聚焦团队的传统是自主选题时，巴伦平静地问罗比：“你们能考虑这个选题吗？”足以看出这位总编的领导风格、他对专业的尊重。
在这里，巴伦先生体现出的，是他作为资深新闻人的敏锐感觉。他是一位外来者，对本地的社群结构、人情世故并不了解，但他凭着新闻人的洞察力，从报纸以往的报道中能立刻觉察到神父性侵儿童案有更多的真相、更多的意义可以发掘。这个时候，巴伦所做出的判断其实是一个基于新闻专业的判断，与道德关系不大，因为他对案件涉及到的人及其处境还没有直接的体认。
但仅仅是这种新闻专业主义的素养和坚持，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从编辑们的介绍里，巴伦总编已经了解到这项调查的困难：关键档案被教会封存；本地宗教气氛浓厚，公众不愿配合调查；线索真假难辨，并且掌握线索的人难以合作。但巴伦仍然要求聚焦团队开启调查。可见在新闻专业主义的激情之下，真相是高于一切的。聚焦团队接手这项调查任务之后，记者们也很兴奋，全心投入，不遗余力。总编和记者的专业主义激情撞击在一起，一拍即合。
开始挑战教会之前，总编还去见了发行人。在美国的平面媒体中，发行人就是老板的代表，负责媒体的商业运营。当然，大媒体中发行人和编辑团队之间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以避免商业利益影响到媒体报道的公正性。当巴伦向发行人提出，希望起诉教会以获得档案公开时，发行人提醒他：报纸53%的订户都是天主教徒，他们会注意到报纸和教会的冲突。巴伦仅仅回应道：“他们会对我们的报道感兴趣的。”看到这里，我又一次紧张了。发行人在商业上的考虑，会不会影响到编辑团队即将开始的调查呢？结果，发行人只淡淡地说了句OK。独立编辑、尊重专业的媒体传统又一次获得了胜利。
正因为媒体强大的独立传统，和新闻从业者内心的专业主义激情，《波士顿环球报》对神父性侵儿童案的调查得以顺利启动。
道德的火苗
调查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记者们依然坚持。渐渐地，他们心中已不仅仅是专业主义的激情在澎湃了。
首先是有性侵儿童劣迹的神父人数增加。已知有劣迹的神父人数，从1人增加到13人，再到可能的87人，最后定格到经确认的70人。受害者当然也在增加。大规模、成体系的劣迹在记者们内心造成震动。当然，对受害者个体来说，数字没有意义。但是，对第三者来说，暴行的规模大小，所造成的心理冲击是不一样的。
然后是与受害者的接触。记者们从受害者代理律师加拉贝迪安和受害者互助组织SNAP入手，采访到了多位受害者。记者们与受害者交谈，面对面倾听他们的心理创伤。神父性侵儿童案的后果具体地呈现在眼前。
最后是情感的外推。
记者马特在梳理有性侵儿童劣迹的神父名单时，发现其中一个神父正好住在他家附近，他在自己家冰箱上贴上提示，告诉孩子们不要接近那幢房子。他意识到，危险就在自己身边。
记者萨夏去找一个有过性侵儿童劣迹的神父，在神父家门外看到骑单车经过的男孩们，她意识到每一个儿童都是潜在的受害者。
罗比拜访母校的校长，希望了解某一位神父在学校担任冰球教练时性侵学生的情况，他向学校校长说：“我们只是幸运而已，我和你都是。”因为校友们都参加过运动队，所以他直接诉诸个人的经历，让对方知道案件与所有人都有关系。
记者麦克拿到主教对神父性侵儿童案知情的关键证据之后，罗比却决定暂缓报道，进行更深入的调查。麦克非常激动，他说：“他们早就知道，却纵容这些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这可能发生在你身上、我身上、任何人身上！我们要揭露他们，让人们知道没有人能逍遥法外，不管是神父、主教，还是教皇！”这个时候，记者们已不仅仅是在做一份工作，他们已经拥有了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他们知道自己在为追求普遍的正义而努力。
这是一个清晰的、道德情感得以建立的过程：从抽象的数字，到具体的人，再到普遍的道德和正义。
而这份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是从对专业成就的追求开始的。他们起初只是为了报道真相，最终却担负起了追求正义的使命。可见，虽然我们经常区分专业主义的激情和道德主义的激情，但两者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新闻记者的专业是报道真相，报道真相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这样很自然地，专业主义的激情和道德情感连结在一起。
正义使人团结
记者们调查神父性侵儿童案是从两个人入手的，一个是受害者代理律师加拉贝迪安，另一个是受害者互助组织SNAP的负责人菲尔·萨维亚诺。这两个人以前的名声都不太好：脾气火爆、虚张声势、偏执。但最后的结果证明，这两个人提供的线索都是真实的，对记者们的调查很有帮助。
记者麦克为了接触加拉贝迪安，很费了一番功夫。他数次拜访加拉贝迪安，都被对方以“太忙”回绝。原因是加拉贝迪安曾经与媒体接触，并没有得到理想的效果，并且受到教会多种方式的打压，自然使他产生了戒备心理。麦克第一次见加拉贝迪安时，两个人坐在办公桌的两边，大部分镜头都是单人镜头，加拉贝迪安的表情和语气很不耐烦，可见他内心对麦克的戒备。但随着调查深入，加拉贝迪安渐渐相信《波士顿环球报》是认真调查神父性侵儿童案的。后来麦克与加拉贝迪安在餐厅里、在法庭外面会面时，两人的距离近了很多，大多数镜头都是双人镜头，可以看出，共同的目标使两人的关系逐渐亲近、相互信任起来。
菲尔虽然从一开始就很配合记者们的调查，但他很急躁，第一次见面就激烈地批评媒体的冷漠。在调查中间，他和记者们还发生了一次信任危机。因为“9·11”事件的发生，记者们暂停了对神父性侵儿童案的调查，菲尔却认为他们半途而废，提出要终止合作。最终，记者们用行动证明他们坚持到了最后，菲尔推荐的受害人和专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两个人一开始都很不好相处。人与人性格有很大的差异，但一般情况下性格差异不会形成交流的障碍。可是一旦某个人执着于从事主流社会不欢迎的行动，比如揭露教会的真相、与权威为敌，那么主流社会就会把他的性格缺点放大，把他归入疯子、偏执狂一类社会边缘人的行列。而这个被边缘化的人，为了得到主流社会的注意，不得不使用更加激烈的话语和手段，这样他在主流社会眼里就显得越来越偏执。这是一个互为因果、互相激荡的螺旋。犬儒和冷漠把人们分裂开来，让人们互不信任、无法沟通。
但是一旦主流社会中有人从麻木中惊醒，不再冷漠，开始同情这些边缘人的诉求，与他们一起为追求正义而努力，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可以重新建立信任，团结在正义的旗帜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在别人眼里不可理喻的加拉贝迪安和菲尔，却成为聚焦团队记者们的重要合作伙伴。正义使人们团结起来。
正义不会太晚
罗比拜访他的老朋友、教会代理律师吉姆，请吉姆确认有性侵儿童劣迹的神父名单。吉姆在思想斗争之后，满足了罗比的要求，但向罗比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时你们在哪里？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行动？”
在报道发表之前，编辑部的会议上，罗比也向同事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有各种线索，为什么没有早点行动？”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事情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悄然发生、露出端倪，我们却都认为它不值得关注，直到它慢慢发展，酿成严重后果。
当时为什么没有行动？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拿这个问题来拷问自己。
没有行动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恐惧——我害怕我要对抗的那个庞然大物给我致命一击。比如懒惰——我不想因为追求一点“与自己无关”的正义，而给自己本来平稳的生活带来麻烦。再比如自私——没有同情的能力，不觉得别人的苦难跟我有什么关系。等等。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冷漠聚集起来，形成一道冷漠之墙，把人与人隔绝起来，让每个人都躲在墙后，安然享受自己的一点空间，而把正义挡在墙外面。
但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两件事。
一是，也许冷漠之墙并不是那么坚硬，它只是一层窗户纸。尽管波士顿天主教势力非常强大，宗教气氛浓厚，谁也不愿意轻易激怒教会，但是在记者们真诚的探访之下，还是有一些受害者、知情者愿意站出来说出真相。有的受害者一开始并不愿意回忆当年的细节，但后来甚至愿意让记者透露他们的名字。报道发出后，更有无数受害者打电话到报社说出他们的故事。窗户纸被捅破之后，恐惧和懒惰被驱散，人们迅速把是非观、正义感重建起来。
二是，追求正义从来不会太晚。虽然从影片开头那灰色的一幕起，已经过了20多年，但经过人们的努力，正义仍然得以伸张。记者们的报道得到世界性的反响，给教廷带来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面对和处理神父性侵儿童的案件，避免更多的儿童受害。虽然有谚语说“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但这总要好过正义从未被伸张。
从专业的激情到正义的使命，《聚焦》这部电影冷静、理智地讲述了新闻从业者揭露真相、追求正义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观众。片名叫“聚焦”，它不仅仅是聚焦一个真实案件，更是聚焦于人们内心的光束。正是人们内心的道德之光聚集起来，刺破历史的黑暗，引领社会进步的车轮滚滚向前。
但说实话，《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们还算幸运，他们是在一个有强大新闻自由传统的地方工作。在另外一些地方，推动社会进步远远没有那么容易。比如在巴西电影《精英部队》中，女记者的惨死就是影片中最骇人的一幕。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统计，2015年全世界有110名记者被杀害，54名记者被关押。所以在很多地方，追求正义需要更大的道德勇气。越是如此，就越需要我们心底那束道德之光。只有内心的这束光，能让人们战胜恐惧、驱散自私，团结起来，勇敢地行动，充满信心地迎接光明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