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角度看《正红旗下》
读罢《正红旗下》，整部小说的留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即是在叙事上突然出现的“断裂性”。刘明在《老舍<正红旗下>新论》中指出小说在结构上有着高度的开放性，从整体角度看，正如他所言，“作为被传者‘我’既不是（或暂时还不是）情节人物，也不是作者所描写的对象，而只是结构人物，是作家切入生活、表现生活的一个‘点’。作品在这个‘点’上扯出一个因由，然后生发开去，把笔墨远远地抛向广大的社会。”如果只是如此倒还无碍，问题在于，当小说逐渐进入到十成、牛牧师、多大爷、王掌柜几人的故事时， “我”这个被传者被完全抛弃掉了，“作者的笔触象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扬。”这一段的情节“不仅与‘我’无关，其中行文用语也离‘我’而去。”由此带来的突然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接下来笔者就将从叙事角度入手，试图简要地阐述这种奇特的叙事方式与文本主题之间隐秘而又密切的关系。
总的来看，《正红旗下》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这不仅体现在小说中诸多故事、人物均与老舍本人的亲身经历和他身边的亲友有着现实上的关联性，而且也通过叙事加以表现出来。小说一开始便采用了自传体结构，以“我”的身份直接进入角色，并且像正在与人交流那样将故事向读者娓娓道来。这种语言含纳了诸多插入语、关联词还有用于解释的语句，它们被用来表示语言的停顿、转折以及内容的说明和补充，例如在第一节中，“我”由姑母和大姐的婆母说开，在讲了许多有关姑母的事迹之后突然用一句“你看，我只顾交待我降生的月、日、时，可忘了说那是哪一年！”插入进来，一方面提醒了早已沉浸在故事中的读者注意这是“我”在讲述，另一方面又为后文有关辛亥革命的议论提供了恰到好处的转折，更别说这种口语表达还带有很强的亲切感。据郑月蓉的统计，《正红旗下》“全书使用‘看’、‘是’、‘是呀’、‘是的’、‘据说’、‘说真的’、‘说实话’、‘书归正传’等插入语共百余次，解说关系复句和关联词语如‘虽然……可是……’‘可是’、‘可’、‘假若……便’等约千余次。”（《<正红旗下>的风格和语言》）正是这样一种在语言和叙事方面的精心设置，让读者能够在一开始就对小说的叙事方式有着真切直接的把握。
但这部小说叙事方式的复杂性则显露在叙事视角和叙述声音之间的不对等。老舍设下的障眼法是：“我”一方面作为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处于一种不知世事的刚出生状态，另一方面又被设定为整个小说的叙述者。然而这一事先做好的设定却在作者本人的书写中被悄然打破。这样一个问题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能够被提出了，即刚刚出世的“我”是怎么能够记住那些包含着诸多细枝末节的事情的呢？如果说一开始对于姑母和大姐婆婆的叙述尚可被解释为长大后的“我”对她们的看法和后来了解后的回忆（小说也确实是这么处理的），那么当叙述视角转移到牛牧师、多老大的身上时，这种不自然的特点就再也无法隐藏和得到解释了（小说第八到十一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四世同堂》的叙事方式趋于一致了）。一个普通的成年人尚且无法把控他人心中的所思所想，更别提一个刚出世的小孩儿了。这样一种矛盾性正符合热奈特所谓的“语气（mood）和语态（voice）的区别”，即“谁看与谁讲之间的问题”。简单地说，当小说开始围绕着多大爷敲诈王掌柜这件事延展开来，作品开头被标榜且尚能被视为是叙事者的“我”开始退场，这时继续发出叙事声音的与其说是“我”，倒不如说是一个具有全知全能特点的他者。在这个他者视角下，人物的言行举止甚至所思所想都得到了细致地呈现。
经由全知全能的“他者”叙述的内容包括十成与福海的相处、福海心理的描绘、多大爷心态行为的转变还有牛牧师思想心理的呈现。在这里，十成由于其乡民的身份，自然而然地被作者设置为最具有革命意识和先进观念的人。由于长期在乡下，受尽了大毛子和二毛子们的欺压，他意图反抗，但却遭到父亲和福海的一致反对，然而即便如此，他的出现已然如同一颗明灯，在一定程度上照亮了福海的前路。二哥福海在叙述过程中被塑造为一个矛盾形象，他有着向上向善之心，但却囿于自身旗人的身份不敢做超出规制的事情，尽管对于十成的行为有着“心向往之”的态度，但还是缺乏迈出步伐的动力。与这两者不同的是，多老大被塑造为“汉奸”的前身，他本身只是一个游手好闲、烂泥扶不上墙的旗人，由于受了一点儿鼓动便想投入洋人的怀抱。与《四世同堂》中冠晓荷等人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只是为了能让自己占到便宜才去入教并巴结牛牧师的，这就让他打心眼儿里并不高看对方多少，因为牛牧师在他心中的地位与一切身处高位者相同，并不因其国籍而独有更多的优越性，“多咱洋教不灵了，他会退出来，改信白莲教，假若白莲教能够给他两顿饭吃。”牛牧师则更是与《四世同堂》里的富善先生有着极大不同，他被设置为品性恶劣、在本国混到山穷水尽的恶赖形象，他来到中国的唯一目的就是想办法发财，“天天吃肥母鸡，大鸡蛋”，“起码用一男一女，两个仆人”。这样一种能够窥视到人物内心的叙述，本身就内蕴了一种道德和价值上的判断，一方面是对底层生出反抗意识者的肯定和赞许，另一方面是对外来入侵者的憎恶和利己主义者的尖锐批判。伴随着“我”的缺位和整部小说的中第一个主要情节冲突的展开，这样一种被打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价值观念得到了更加明显地展现，同时，这种思想同小说以“我”为叙事者的部分中所体现出的观念相一致，而老舍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观念以至于最终将这部在心中构想数十年的作品诉诸笔端，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身处这样时代背景下他个人的心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胡絜青先生在《写在<正红旗下>前面——代序》一文中详细说明了老舍在创作《正红旗下》时的背景，她提到时任国家民委委员且在文联和作协中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老舍在当时受到了“一种特殊的鼓舞和推动”，并直言“在《正红旗下》里，老舍通过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要告诉读者：清朝是怎样由‘心儿里’烂掉的，满人是怎样向两极分化的，人民是怎样向反动派造反的，中国是一个何等可爱的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大有希望的国家。”可以说，胡先生的看法正指出了《正红旗下》的主题所在，老舍为这部作品赋予的正是“腐朽衰颓的清政府是必然失败以及人民群众的反抗和革命是必然成功的”这样一种在当时已然深入人心的社会历史观念，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政策和文艺制度所不断强调和规划的，也是为老舍本人经过不断地实践和理解所逐渐接纳的。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老舍的创作自然而然地会受到这样一种观念的支配，进而通过小说所宣扬的内容以及这里笔者所分析的叙事方式透露出来。《正红旗下》的特殊性在于，尽管作者是在先验的观念下进行的有目的性的创作，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此前持续不断地“赶任务”式的失却个人意志的创作方式，难能可贵地回到了作者所独具的文学个性之上，在自主自觉和自立的前提下进行有深度的书写。正因如此，《正红旗下》和《茶馆》一样标志着老舍从集体意志向文学家个性书写的回归，同样这也不失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任务书写”（这种书写是真的结合了作家个体与时代集体所要求的观念之后的产物）。
通过上述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他者的叙事并未同前半部分以“我”发声的文本完全割裂，贯穿两个叙事模块的正是富于时代特色的意识形态观念，这一现实无疑体现了老舍当时的思想状况。可以说，通过思想观念的一脉贯穿，两个叙事板块构成了一种平行并列的关系，这样一种为刘明称为“开放性”的特点又与老舍本人的思想相接榫，从而更进一步印证和加深了小说的“自传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了解老舍在《正红旗下》中所做出的努力。通过文本的呈现，老舍对于民族问题尤其是满族旗人问题以及晚清的历史已然表现出了更为宏观和富于历史性的看法，这使得《正红旗下》与《四世同堂》得以更为鲜明地区别开来，也体现出作家积极追随时代并不断学习以求发展自身写作的这样一种创作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