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阿蘭達蒂·洛伊《微物之神》

  這本書看過四五次了，這次因着要學英語，推着自己看完了英文版的。
覺得應該寫點什麼。

  高中和同學推薦它，用的也是那句“難以進入”，可是一旦你進入了，才會覺知到它的美妙。同學大罵我“下流”——我是幾秒鐘之後才明白過來她的意思的。我知道於別人而言，這樣的推薦總是顯得蒼白無力，或許是我本人平日的書單也沒有給人值得信任之感，忽而一本印度某個從來沒聽過的作家的小說，憑什麼花費那麼多時間去看？
我接觸到這本事也是巧合，一開始也沒怎麼讀下去，只不過在那些無所事事的時光裏，還可以靠在牀頭發一個下午的呆，再次拿起這本書，顯得自然而然。於是文字和時間貼合在一起，像一首音樂一樣，即使很長時間不去接觸，再次聽起的時候，還是會有熟悉之感，伴隨着紛紛然的記憶，還印着某種專屬的符號。
而難以進入是因爲，整個故事，是支離破碎的。倒敘插敘的交替運用，孩子的視角，意識流，帶着讀者去追尋印度洋的風，卻使過濾掉了南亞溼熱的氣候的。同樣在熱帶，她不像《百年孤獨》那樣讓人聯想到溼漉漉的叢林，阿耶門連還有舒適的生活環境，和現代文明接上了軌。
故事的一開始，是蘇菲默爾的葬禮，接着阿慕帶着雙胞胎去警察局，艾斯沙被送走——這是整個故事的最後部分，如果不瞭解全部的脈絡，會讓人有幾分不知所以。隨後是瑞海爾和艾斯沙的長大以及兩個人的歸來。雙胞胎的成長脫離了彼此，可是血緣說不清道不明，他們的氣質隱藏在眼睛裏，在殘缺中成長的兩個人，安靜而漠然，他們在這個世界上如幽魂般遊走，而阿耶門連，是他們最終的歸屬地。
隨後，是祖父輩的故事，一個略顯荒誕的發現了新物種卻錯失了命名權的祖父，一個愛上神父的寶寶克加瑪，一個去牛津讀書的舅舅恰克，一切都顯示着這個家庭的“親英”傳統，從英國殖民伊始，持續到這個“後殖民時代”。這是小說的第一重悲劇。
接着進入故事的主體，一家人去科欽接前來阿耶門連度假的恰克的前妻以及他的女兒——一個英國人，一個混血兒。這重悲劇無處不在，內部與外部，自身與他者，我們對對方永遠保持着仰視的模樣，而對於自身永遠有一種無法迴避的鄙視。所有人習以爲常，只有阿慕對此有所反映——到了十分敏感的地步。在機場，她要求孩子們舉止得體，爲雙胞胎的行爲怒火中燒，她挖苦瑪格麗特，“這是我們製造嬰兒的方式”，只有她，會覺得自身處在一種被觀看的位置，像動物園裏的動物，以一種非正常的形式存在，他者，永遠代表着主流話語。將蘇菲默爾接回家的的場景，對於雙胞胎和阿慕來說只是一出戲，一出自他們被排斥在外的戲，所有人都在賣力的演出，而他們已經厭倦了參與。
在接機之前，他們去看電影。《音樂之聲》——後殖民時代的文化輸出。電影院裏的男人在某種程度上對艾斯沙進行了性侵犯。（我暫時還沒有看出這一情節的意味是什麼。）
這些篇章的敘述是分散的，穿插着成年後回到阿耶門連的雙胞胎，他們沉默地行走在阿耶門連，在一切過去了那麼多年之後，依舊不被這個家庭所接受，留在阿耶門連的寶寶克加瑪“越活越年輕”，她和女傭在無窮無盡的電視節目裏消耗自己的生命，接受了永遠不會被改變的生活。對於他們來說，這或許就是最好的狀態。
維魯沙代表着小說的第二重悲劇。他是賤民（印度種姓製度的殘餘），他是共產黨員（不成熟的社會運動），他是瑞海爾和艾斯沙的朋友（童真與單純），他是阿慕的愛人（禁忌的觸碰者），他的賤民身份決定了他不能夠維護這一場愛情，而他依賴的黨，不能給他以任何的保護。皮萊是當地共產黨員的代表，虛僞而圓滑，在非賤民的身份下活的如魚得水。
故事進入高潮，蘇菲默爾因爲雙胞胎的遊戲溺死在河裏，維魯沙的父親揭發了他和阿慕的事（以回報對他恩重如山的非賤民家庭），一系列的巧合使得大家指控維魯沙爲殺害蘇菲默爾的兇手，這個時候，真相顯得不那麼重要了，因爲他是賤民，所以他做什麼都是錯的。
最殘忍的地方在於，艾斯沙被欺騙着，在警察局說出“是他。”
一切結束了，代價是兩個人的生命以及兩個孩子的童年。
第三重悲劇是印度的父權制，它直接地促成了阿慕的命運，從逃離家庭，到迴歸家庭，再到死在某個不知名的旅館中。一切就像註定了一般，她永遠也逃脫不了這個圈，四面都是封閉的門，無路可走，無處可逃。
故事實際上是簡單的，可是故事背後的整個社會與歷史，才是那最重的部分。女性的筆觸是不適合大場面的，所以洛伊選擇了規避那些宏觀的描寫，轉向人物的內心，以及一些讓人心痛的細節。（維魯沙的指甲被染上了紅色）。而那清麗的行文，使作品避免了文本上的沉重與繁冗。真實的歷史被隱藏在這條看似平靜的河水之下，它不斷地延伸，一直到波濤洶涌的地方。
結尾亦是出色的筆法，維魯沙和阿慕的性愛過程被溫柔的描繪，那是人物的生命力，是他們抵抗這個世界的方式（這同樣適用於艾斯沙和瑞海爾）。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打破那些規定了誰應該得到愛以及得到多少愛的律法，他們一次次向這個世界證明自己的存在。
他們活着，儘管卑微。
the god of loss
the god of small th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