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p7：所有的历史都有转变为辉格式历史的倾向。我们越是高谈阔论而不是深究细问，就越会用论断去取代研究。我们的历史就会变得越来越辉格。不能说偏见造成的错误能够用相反的偏见写成的著作来平衡。

第二章：基本预设

p9：所有试图理解历史人物的努力，都建立在相信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进入与我们不同的心灵世界中。——我们的世界与以往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同一个世界。

p10：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过去与现在的不同，他的主要职能是通过这种方式称为当代和过去的中介人（mediator）。——反辉格通过将事件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发现它们今天世界的不同，修正辉格式历史解释。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是辉格历史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当代为参考系，历史人物会被轻易地归为促进进步和阻碍进步的两个群体中。历史学家将会从关注过去与现在的相似之处，例如发现20世纪在历史上的“根源”。——因果链条

p11：历史学家从他所处的时代来组织历史图示。

p12：考虑辉格解释的时候：用宏观角度处理历史，职业历史学家从对时期的围观考察转变为对历史的整体鸟瞰——历史书写。

p13：正确的态度：通过把过去变成我们的现在，或者通过另一个时代的眼睛去看。也就是说，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一样重要。案例，阿里乌斯和阿塔纳修斯的争论在那个时代是头等大事。

p14：历史学家所提出的是关于过去的问题，而不是关于现在的问题。*理解过去vs历史书写

p15：正是整个过去，包括他全部的复杂互动关系，产生了我们整个复杂的当下。这是历史研究的预设。历史上任何人物的任何行为，都只是整个情境的一部分。每一个特定的时刻，都是整个情境决定者下一时刻发生的全部事件。历史学家需要向人们具体地展示全部的情节，揭示其全部复杂性。

p16：所有通史的危险在于，人们会用循环论证来讨论问题，强加给历史不能教诲的东西。这些教诲其实是从我们自己的知识所作的特定编撰中推断出来的。

p17：辉格式研究与概说历史的问题紧密相连。如果我们能充分地讲述历史事实，那么辉格式研究也就不复存在了。——辉格式的主张是“为了当下研究过去”。

p18：辉格式历史并不是名副其实地概说，而是基于一种隐蔽的筛选原则。接受了它，就使得我们屈从于一种关于整个历史故事的编纂体系。

p21：历史的辉格解释隐藏在历史编写的把戏中，是一种未经反省的思维习惯，可以称之为历史学家的“情感误置”（pathetic fallacy）。这种谬误来源于历史学家将史实从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而作的判断的实践，即历史学家以今天为标准来衡量和编写历史故事的实践。

第三章：历史的进程

p26：辉格派研究的第二个谬误：通过对历史故事的过分戏剧化，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历史进程上面转移开了。——他们为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过于简化的版本。

p27：辉格派历史学家有时相信历史中有一个自动展开的逻辑，这个逻辑站在辉格派一边，让他们以进步本身的同伙的面目出现。

p29：辉格派着眼于未来与过去的斗争，然后把历史书写建立在一个“进步的”原则上。

p30：历史研究与其说是关于事物起源的研究，不如说是对促成过去转变为现在所有中介的研究

p31：人类思想的深层转变不是通过逻辑争论来完成，世界上的运动也不是由全能的意志所推动。辉格派历史学家喜欢寻找历史中的能动因素，并不对历史过程感兴趣，以此来简化历史。

p33：【疑似方法论】如果我们要发现中世纪的世界是如何转变为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就必须探究新教和宗教改革背后人间更深层的潮流。例如宗教改革之前，诸多地方都预示了君主专制的到来。或者出于某种原因，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新兴资本主义都会被国王所利用。

p34：从宗教社会转变为现代世俗国家的进程，比宗教改革本身宽广和深刻得多。如果我们只把宗教改革当作转变中的一个偶然事件，那就做出了过头的假设。但是坚持把宗教改革当作原因，又太教条了。

p36：【重申】历史学不是关于起源的学问，而是关于中介的学问。历史研究的是引导旧事物转变为历史学家所认为的新事物的真正有效的中介作用。从本质上说，这是关于转变的学问。对历史学家来说，唯一绝对的事物就是变化。

p37：路德同样是历史中介的一个例证，把旧事物转变为我们所承认的全新事物。

p38：如果我们在历史中仅仅寻找那些已经存在于今日的事物，即捕捉16世纪和20世纪中那些相似的东西，那么我们所有的历史研究的结论都只是为了认可我们原先就有的任何关于时代的观念。【结论是否过快，不一定是“认可”，而是进一步研究】“把今天视为一种绝对之物”是错误的。我们只是宏大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是历史运动的过客。

第四章：历史与价值判断

p39：辉格派历史学家希望做出价值判断，用历史来回答问题和解决疑难——如果没有裁决，历史研究就是在“浪费生命”。作者认为这不是历史学家需要考虑的事。

p40：对历史学家而言，最重要的是由时间和情境组成的网络。历史学家本质上是观察者，谈论的是有形的、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历史在文体上是一种描述性写作，关注生活的进程，而不是生命的意义。

p41：历史的价值在于它在恢复过去具体生活的那种丰富性。我们不能通过把人和个性、偶然或局部蒸发掉来获得历史的本质，好像有一个独立于时间和情境的真理。不存在可以替代整个故事的概念【作者为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划定界线，即不认为理论性和价值性的研究是历史学家的工作】

p42：脱离事件而得到本质，这种想法就是非历史的。整个历史研究的进程，是逐渐深入进入历史性探究的运动——从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案例：从4世纪基督教兴起的因素、过程、结果来看历史学家的工作

p44：所以说，历史学家的判词不是某种漂亮坚决的一般论断，而是一段具体研究。历史学家不需要做价值判断，他的任务是描述，需要中立地站在宗教之间描述xx产生的影响（比如宗教裁判所对西班牙产生的影响）。

p45：上面所说的观点与历史的辉格解释形成对立。它祛除了被人们所看重的历史的价值和功用，剥夺了历史学家的“盖棺定论”。我们永远不能说“历史已经证明了某个人在长时间内是对的”（比如路德反抗教皇是正义的），也不能推断出路德行动之后的终极后果。

p46：路德的[事件]与其它同时代的[事件]相互融合，我们必须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新时代往往需要面对旧时代留下的疑难和不幸，并且做出某些创造性的举动，这就表现出一种复杂性。在辉格式的历史编纂中，这种复杂性被忽视了。

p47：宗教改革既可以被看作文艺复兴的延续，也可以被看作宗教权威的重申。

p48：无论如何都可以肯定的是，宗教让战争变得狂热而剧烈，宗教因素的介入既无助于澄清争议，也没有让它们容易解决。当时悲剧真正的根源在于，无论是路德、加尔文还是教皇，它们都强烈地认为：社会和政体都必须建立在唯一的宗教权威的基础上。

p49：改革后的世界，宗教宽容只能被视为一种权宜之计。

p50：随着宗教越来越像党派，国家发现自己有机会上升为仲裁者，并且迫使宗教派别接受和平。他们用此岸世界的权利对抗教派。

p51：由于本身就受到更严重的迫害，新教徒能更好地认识到宗教之间的相对性，于是涌现出更多观念（比如英国的独立派），教会也开始接受不同分支的观念和立场。宗教自由和世俗国家的理念开始兴起。

p52：作者认为，正是因为宗教改革对生活和自由来说是大灾难，才使得人们被迫重新检视宗教理想。辉格派喜欢把宗教自由想象成华丽地从新教中衍生出来的，然而事实是路德之后的几代人承担了和解的工作，才使得人们采取创造性的行动。

第五章：历史学家的技艺

p54：①一种反驳：上述“不偏不倚的”解释使得历史学家的个性和写作被压抑。作者认为，历史学家在施展技艺时，同样有（如历史想象等）创造性的行动。

p55：历史学家并不仅仅是（被动的）旁观者。优秀的的历史学家比如瓦尔特·司各特，托马斯·卡莱尔，为了抓住细节，发现纠缠的事实，让过去变得能让现代人理解，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书写历史。

p55-56：历史本身有想象力和感性（同情）的部分，而不仅仅是如档案般的科学性的结果。探索过去需要直觉、同情心和人性。作者承认辉格派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做的很好，他们是情感驱动的一个例子。历史学家受到的最大的限制是缺乏想象的同情，而辉格派的错误在于，他们把对当代的某些事物的热情移情到过去（比如自由），而本该需要的热情是对过去的热情（比如吉本）——历史学家的审美愉悦所在。

p58：②第二种反驳：历史不能被真正概说。我们无法说出历史全部的细节，因此需要精简来获得有序的历史。作者认为，概说历史进行了过度的论证，辉格派的观点（宗教改革导致现代自由）确实含有正确的成分，但是不代表从这个观点出发得出的所有推论都是合理的，也不能把它视为我们论证的起点。

p59：真正的历史研究需要是细致的。

p60：作者认为历史概说交给教科书编写者和商业文学写手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概说会受到一种预设的歪曲：我们只需要讲历史故事的重点而不需要关注细节。然而，这些概说导致的结果是，因为（选择性）省略性而获得了（虚假的）确定性，使得本来可能暗含结果的相互关联的复杂网络被忽视。这也说明为什么历史教科书经常会变成宣传工具。并且这也证明了一个断言：历史学家的技艺实际上是概说的技艺。

p61：当某人冥思苦想寻找一个概说，用以提示这种概说所包含的复杂性时，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概说”是一个如何缩减细节但又保留整体含义和主旨的有机问题。

p61-62：③第三种反驳：我们不能阻止历史学家做出判断，抒发一些情感。历史学家的洞见是他专业能力和深刻性的体现。作者认为，历史学家确实可以有个人的意见，但是一旦他们把自己的偏见代入作品，但却不让读者识别出来，就是一种罪过。

【此处存在一个可能的翻译不恰当】“it is not sin in a historian to introduce a personal bias that can be recognized and discounted”. ——这里的“discount”的意思是“忽视”或“打折扣”，而不是“贬低”。它指的是历史学家可以有偏见，但是这些偏见需要被考虑到，并努力被最小化。

p63：历史学家可以做出评论或赞赏，但是不能将其与想当然的原则选项事实和辉格派的编史方式混淆。历史概说本身需要彰显其复杂性。

第六章：历史学中的道德判断

p64：辉格派通过给当代赋予终极性和绝对性来凸显自己的位置，他们不只是把自己当作历史探寻者。他们将（他们自身的）道德/价值判断作为历史的裁决。

p65：辉格派历史学家非常渴望给过去的某些事情定罪，他们的某些观点本身也可能转变为道德原则。

p65-66：反对阿克顿勋爵的观点1：“把历史的事物封为神圣事物”，这其中的辉格派观点很明显——从现在出发，对过去的事物进行道德判断。反对阿克顿勋爵的观点2：“罪恶更多事由于罪恶本性造成的，而不是无意识的错误造成的”，哲学化的语句，更接近一种先验判断，即仅仅宣布人有罪恶本性。换句话说，作者认为先验判断/依靠既定的判断在历史学中是无效的。

p67-68：由于“宗教本身总是倾向于打压道德标准”，阿克顿勋爵将历史作为仲裁者（绝对主义），但是这种仲裁者地位的合法性来源却是辉格派历史学家本身设定的。“历史科学的职能是把道德作为一切人和事的唯一公正标准。历史学的伟大贡献在于发展、完善并保卫良心”。

p68-70：阿克顿反对“一个人的成长”或“时代精神”（即一个人所处时代的物质和观念因素等）能够为一个被历史“裁决”的罪犯进行开脱。阿克顿认为，历史学家对一个人的终极道德责任，不能仅仅从历史出发，对待道德问题还有其它因素。举例来说，有人可能会认为，中世纪的宗教迫害从绝对性的（更现代的）的眼光来看是错误的，但是宗教迫害在16世纪确实更“理所当然”，历史学家将会如何评价同时作为宗教迫害者和虔诚的天主教徒的玛丽一世？然而作者认为，历史学家的工作是有限度的，他们的技艺是筛选材料和考量证据，并不需要他们来道德谴责或褒奖。对罪过的探究不是历史学的问题。比较好的情况是，历史学家对事件行为、原因进行详尽地解释，不需要道德判断出场。历史学家的技艺是描述性的。

p74：道德责任的归属和对行为、手段、动机的判断不是历史学家的职能，但是历史学家可以对某人的个性进行描述，以及对这些个性的影响因素（历史上特定时期的观念）进行描述。

p75：只有当道德问题是历史学家所要描述世界的一部分时，他们才是历史学家需要关心的。如果道德是历史的产物，历史学家就有责任去描述它的变化。如果道德是一个绝对的系统，那么历史学家就不需要关心它（不太可能是这种情况）。面对宪政，宗教自由，辉格党vs托利党，如果历史学家把他们的争执当作道德争端，就必然会去寻找一个通向他们研究目的的捷径，就很有可能会使用辉格式的解释。

p77：历史学家在描述事物变化时，展现了他们特殊的思维方式（以及使用的技能）的局限。历史学家的职责与其说是讲故事、揭示谁是对的，不如说是展现人们如何彼此不同。历史探索基于一个事实：所有的历史永远都需要更多的历史来修正。我们需要警惕“历史告诉我们…”，“历史证明…”之类的说法，把它们视为神谕。历史这个“仲裁者”，经常会对我们撒谎，而正确的态度是，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质询，并且要提防它们的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