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
需要首先声明的是，此篇细读的对象为博尔赫斯小说《南方》的中文译本，由王永年先生译出。不管作为西班牙语的原文为何，我想此篇译文都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供我们阅读。
南方
作为小说的标题，它向我们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南方为何？它是何者之南？它是否只是一个空泛的关于南方的概念，还是说是有着明确的指向？ 它是小说人物已经在的地方，还是将要去的地方？ 同时，除去这些问题之外，南方一词总带着遥远的意味，它带有远方的“方”字。说文解字中说“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緫頭形。凡方之屬皆从方。”这似乎说明了，方一字总是与水路挂钩。那么相应的，南方也不再成为一个我们能简单地立即抵达的地方。前往南方一定是困难的、不轻易的、不寻常的。它并不像是在说“南边”的时候一样，仿佛可以用手指着南处的天空说就在那边，仿佛翻个山跨条河就能到了。在李延年那首歌中，北方是遥远而不可触碰的，而正是这样一种渺远、疏离、异乡的梦想成就了倾国倾城的美貌。那么我想对于处于北方的人来说，南方应该有着相同的境况。
一八七一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登岸的那个人名叫约翰尼斯·达尔曼，是福音派教会的牧师；一九三九年，他的一个孙子，胡安·达尔曼，是坐落在科尔多瓦街的市立图书馆的秘书，自以为是根深蒂固的阿根廷人。他的外祖父是作战步兵二团的弗朗西斯科·弗洛雷斯，被卡特里尔的印第安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边境上用长矛刺死；
在这样一段话中，我们看到了本篇小说的主角——胡安·达尔曼。在对他家族历史的描绘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一处将被指出的悖论，也就是“两个格格不入的家世”。他似乎继承了来自祖父的血统，因为胡安·达尔曼成为了一名图书馆的秘书。但这样的成为真的是他愿意的、他所主动的吗？如果他如此心甘情愿地愿意在图书馆过活，又怎么会以如此缅怀的姿态记住一个隔开的、遥远的、疏离的外祖父的死亡呢？我们必须注意到，对于外祖父的描述远比在血缘上更亲近也更熟悉的祖父的描述详尽得多。文中告知我们他是作战步兵二团的一员，然后便以精准的乃至于冷漠的语言描绘出他的死去，凶手、地点、死因都被详尽的标出，但也就仅此而已了，仿佛达尔曼记得的只有外祖父的死，仿佛只有外祖父的死是重要的。这是他唯一关心之物，唯一挂怀之物，也是他唯一妄图成就之物。于是，矛盾展开了，作为一个图书馆秘书的他无法靠近外祖父英雄式的死亡，在他平淡的乏味的可以想见的毫无波澜的将来人生中，他不会有任何机会成就这样的死。是的，他绝对会死，或许是死在疾病上、死在车祸上、死在衰老上，但绝不会死在敌人的刀口下，这成为了他的症状。
在两个格格不入的家世之间，胡安·达尔曼（或许由于日耳曼血统的原因）选择了浪漫主义的先辈，或者浪漫主义的死亡的家世。一个毫无表情、满脸胡子的人的银版照相，一把古老的剑，某些音乐引起的欢乐和激动，背诵《马丁·菲耶罗》中一些章节的习惯，逝去的岁月，忧郁孤寂，助长了他心甘情愿但从不外露的低人一等的心理。
“浪漫主义的先辈，浪漫主义的死亡的家世”，这是达尔曼对自己期待的形容，这是他做出的选择。括号中不乏戏谑地将这样的选择归因于日耳曼血统，那我必须要问：这样的归因是合理的吗？让我们注意到前段暗含嘲讽的用词“（他）自以为是根深蒂固的阿根廷人”，这恰恰跟日耳曼血统相悖又相合了。在达尔曼全力地使自己相信自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阿根廷人时，他又全力地听从于日耳曼血统的呼唤陷于浪漫主义激情的幻想之中。在两种血统、两种格格不入的家世的夹缝中，他找不到足以同时安放自己灵魂与肉身的处所。这构成了胡安·达尔曼的悲剧，构成了“他心甘情愿但从不外露的低人一等的心理”。他是心甘情愿的他是自愿地应向他的日耳曼血统的，但他又是从不外露的，从不敢言说的。在这样自卑式地隐瞒与欺骗中，他再次地获得了身为阿根廷人的自傲。自卑与自傲作为内部与外部同时地构建了达尔曼自身。我不得不回到我最初的问题：将选择归因于日耳曼血统是合理的吗？还是说这已经构成了自我欺骗的一环了，在将其推向日耳曼血统时，达尔曼获得了反叛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他终于的有了足以拒斥自己平庸生活的理由，尽管他依然并不敢公开吐露这样幽微的心思，但或许在夜深人静之时，他也终于敢梦想他想要的人生了。
让我们开始注意句中罗列出的诸多意象。“一个毫无表情、满脸胡子的人的银版照相，一把古老的剑”，这两个意象是严肃，是沉重的，是疏远的，是带着无尽的压迫感，而同样的形容词我们往往会来形容一个特定的对象，就是父亲，而在文中它们直接地指向了外祖父。被刺死的外祖父、遥远疏离的外祖父、在家中挂画上严肃古板的外祖父……种种的形象同时汇聚成达尔曼心中父的形象，它唤起了达尔曼遥远的古老的激情——成为他的父亲，或者说成为一个男人。这恰恰与接来下的意象相符，“某些音乐引起的欢乐和激动，背诵《马丁·菲耶罗》中一些章节的习惯”。音乐是性爱的粮食，而被游吟诗人传唱的史诗，我想同样也能激起隐秘的情感。它们成了点燃达尔曼心中激情的薪柴，他发抖地听着音乐的旋律，唱着马丁·菲耶罗的诗行，在无尽的晕眩中，他看见了他自己拿着匕首迈向一场决斗的未来。“逝去的岁月，忧郁孤寂”，但是想象只成为想象，当音乐结束后，当诗行读到尽头，达尔曼依然的还是那个图书馆的秘书，欲望不曾得到满足，哪怕是一种想象性的满足。它在漫长的逝去的岁月中被不断拉长、放大成为了无法言说的情感，无法转移的情感，无法投射的情感。对超我的向往是无法满足的，而超我对自我的暴怒与谴责同样也是无法停止的，在这样的过程中，达尔曼只能感到阴郁和孤寂。
达尔曼省吃俭用，勉强保住南方的一个庄园，那注产业原是弗洛雷斯家族的，现在只剩一个空架子；他经常回忆的是那些香桉树和那幢已经泛白的红色大房子的模样。琐碎的事务和容或有的冷漠使他一直留在城市。年复一年，他满足于拥有一注产业的抽象概念，确信他在平原的家在等他归去。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他出了一件事。
标题的南方终于出现了它的实体——一份来自外祖父家族的产业，一个南方的庄园。这份联系让达尔曼对于祖父的向往直接地与南方联系了起来，欲望得到了具现，情感得以从一个虚无缥缈的存在转移到一个切实的实体，但我不经要问，这个实体真的是触手可及的吗？达尔曼依靠省吃俭用，依靠对肉体的压抑而勉强地保留下的精神的处所，它真的如同它看上去那样是可以即刻抵达的吗？我们会注意到，达尔曼对于他所寄望的庄园的把握都只是回忆式的，只是过去的。他只能通过经常的、频繁的回忆才会触及到他渴望的南方，尽管这个南方所处的实际位置可能并不远，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火车的时间，但确实他总不能抵达的，或者，总不敢抵达的。达尔曼并非不能去，而只是不敢去而已。他用着“琐碎的事物和容或有的冷漠”之类的理由为自己的延宕而辩护，为自己的回避找到了合理性。在幻想的余韵中他终于地切实地占有了一个完美地抽象的南方。他确信它是有的、是完美的、是存在的、是总在等着他的。我可以确信地说这里的南方就是马可波罗笔下的东方，是黑塞梦寐以求的东方，是东方学的东方。它具体的模样并不重要，它只要存在就好。
段末的最后一句话为我们标明了“现在”的时间，同时短促有力地引入了变化。这是到目前为止出现的第三个时间，它们之间的跨度不短，但用语却恰恰是短促的、节制的。我们需要通过下文来注意到这处对照。
从不认错的命运对一些小小的疏忽也可能毫不容情。
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谬。倘若真的实存一个确凿不变的命运，那它自然是不需言及情面的，任何的纵使微小的疏忽也总是包含在命运里面，任何当下的行动任何发生的事也总是导向一个既定的结局，就如同古希腊戏剧中的英雄们。达尔曼无需顾虑，也自然无需好言。那他为何又暗示一个“可以容情、可以认错”的命运呢？在这种刻意的悖谬中，它恰恰地强调出命运的严肃与无情，而这样的命运正是达尔曼所呼唤的。他希冀于通过一个英雄式的宿命成就他心中英雄式的结局。
一天下午，达尔曼买到一本不成套的魏尔版的《一千零一夜》；他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一新发现，不等电梯下来，就匆匆从楼梯上去；暗地里他的前额被什么刮了一下，不知是蝙蝠还是鸟。替他开门的女人脸上一副惊骇的神情，他伸手摸摸额头，全是鲜红的血。谁油漆了窗子，忘了关上，害他划破了头。
《一千零一夜》是不成套的，因为无限的一千零一夜必然是残缺的，它是一个并未被写完的故事，它至今仍在被书写。它所代表的一种混乱、无序和残缺，暗示了对达尔曼平静往复的生活的打破，它代表着无尽的可能与新，它肇始了一种原初的混乱，尽管这样的混乱同样包涵在命运之下。达尔曼是近乎急切地、迫不及待地欢迎着它的到来，想要翻开它，想要看看它（但饶有趣味的是，在后文中，他并没有翻开这书几次。）而正是这样的急切促成了命运的一环。
达尔曼是不知道刮伤他的东西为何物的，不知道油漆窗子的为何人的。而短短的几句话中，伤害的来源不断地转折，甚至是没有逻辑的转折。他是无端地说他是被蝙蝠或鸟刮伤的，也是无端地指责望未关上窗子的人。但他本是指责鸟的，是开门的女人让他产生这样的转变。在通过女人的注视使得伤口得到确认的同时，他需要一个对象应付眼下的场合，解释他伤痕的来源，于是他随意地安置了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具体是什么并不重要，达尔曼只是随口一说。这成为了隐秘的恶，或者说一股隐秘的促使他脱轨的力量。他必须不知道具体的它，它才能是弥散的、无尽的、无处不在的。一个确定的实体就总是会跟确定性相联结而成为了可规避的。只有当它是神秘而未知的时候，它才成为了命运的力量。这恰恰是达尔曼所希冀的。
让我们回到《一千零一夜》本身上。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是无尽的，那个最终的死亡是被无限地延宕的。王后通过讲述无尽的故事使得死亡被无限期地推迟。一千零一夜成为了时间的隐喻，或者说它就是时间本身。山鲁德依不再成为一个故事的讲述者，而变成了一个时间的记录者，她记录着王国日夜的流逝。同时，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是总是发生在夜晚的，从而直接地与梦相连。时间是从不入睡的，入睡的只有王后与国王。山鲁德依讲述的故事是她与国王共同做出的梦，一个梦化为另一个，生生不息，进行着无用的交织，织成了无用的迷宫。下一个梦是什么，王后本身并不知道。在一千零一夜所揭示的两个主题——死亡与梦——我们会看到在后文中，它们直接与胡安·达尔曼的生命相连。或者说，达尔曼的经历成为了无尽的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梦。
达尔曼那晚上床睡觉，凌晨就醒了，从那时候开始嘴里苦得难受。高烧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一千零一夜》里的插图在他噩梦中频频出现。亲友们来探望他，带着不自然的微笑，反复说他气色很好。达尔曼有点麻木地听他们说话，心想自己在地狱里受煎熬，他们竟然不知道，真叫人纳闷。
达尔曼开始难受了，开始煎熬了，开始痛苦了。这种痛苦是有力的，它直接地使我们联想到一个母题：英雄的路途是艰难的。就好比西游记必须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得真经，尤利西斯必须历经磨难才能返回故土。
我们会发现，痛苦是渐进的，同时痛苦、噩梦直接的与一千零一夜相联系，我们也许可以想见，达尔曼的噩梦正是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而在这段话中，达尔曼的最痛苦之处并非病痛而来自于亲友的不理解。亲友的行为是符合常理的，他们用着安慰的语言为达尔曼的病痛允诺了一个想象性的解决，而这正是达尔曼痛苦郁闷之处——他渴望亲友直接言说他痛苦的病症。而在前文中，达尔曼的自我是封闭的，他恰恰是不愿意外露的，而他现在却横来指责亲友的不理解的，希望他们感同身受到他的痛苦。这种悖谬呈现出达尔曼的转变。他希冀于亲友能跟他一样，从他仿佛在地狱中煎熬的痛苦中看到他所看到的东西：命运的征兆。而正是这样的不理解才是他扫兴郁闷，并更为痛苦。而这恰恰应合了另一个母题：英雄是不被人理解的。
八天过去了，长得像是八个世纪。
对于漫长的时间的表述恰恰是短促的。就仿佛痛苦是短促的一样。作者并未试图表现一种他所声称的漫长。这是有意的。
一天下午，经常来看他的大夫带了一个陌生的大夫同来，把他送到厄瓜多尔街的一家疗养院，因为要替他拍X光片子。达尔曼在出租马车里想，他终于可以在不是他自己的房间里睡个好觉。他觉得高兴，很健谈；到了疗养院，他们替他脱光衣服，剃光脑袋，用金属带把他在推床上固定，耀眼的灯光使他头晕，他们还替他听诊，一个戴口罩的人在他胳臂上扎下注射针。
陌生大夫的前来引入了未知，他将达尔曼的未来导向了一个不可知的境地。对于这样的展开，达尔曼是高兴的，这种高兴来源于他对于过去的告别，也就是他“终于可以在不是他自己的房间里睡个好觉了。”他可以前往远处的、未知的地方了，他终于离他心中的南方进了一步。他积极地表现出他健谈的一面，而这样的一面是在那名陌生的大夫的注视下展开的，仿佛他想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变数。这里出现了前半截中唯一出现的高兴一词，这种高兴看上去是短暂的，它的出现是为了与真正的更深层的痛苦相映射，因为达尔曼很快地到了疗养院，而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他的自由。他被脱光衣服、剃光脑袋、固定在床上，简单来说，仍人摆布。最后一句话中的“还”字有一股惊人的威慑力，它在控诉一种竟然。疗养院的遭遇无疑超越了达尔曼的预设。我们应该注意到，这里的痛苦转变了，它不再更多是精神性的，它变成了纯粹肉体的。
他苏醒过来时头上扎着绷带，感到恶心，躺在井底似的小房间里，在手术后的日日夜夜里，他体会到以前的难受连地狱的边缘都算不上。他嘴里含的冰块没有一丝凉快的感觉。在那些日子，达尔曼恨透了自己；恨自己这个人，恨自己有解大小便的需要，恨自己要听人摆弄，恨脸上长出的胡子茬。他坚强地忍受了那些极其痛苦的治疗，但是当大夫告诉他，他先前得的是败血症，几乎送命的时候，达尔曼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哀，失声哭了。肉体的痛苦和夜里的不是失眠便是梦魇不容他想到死亡那样抽象的事。
这是唯一一处详尽的描述痛苦的地方，痛苦的肉体性在这里被明晰地揭露出来。达尔曼开始憎恨自己的肉身，而不是憎恨医生。我会注意到这一整段的描述都是非常纯粹的诺斯替式的。肉体成为了达尔曼痛苦的根源和阻挠他追求他的精神故乡的束缚。嘴里的冰块为什么不再能够给他带来凉快的感觉，因为冰块永远只能作用于肉体，而不能作用于精神。紧实的绷带、逼仄的房间、失却的自由、无法摆脱的生理需求……这些种种的具体化了的现世的“肉体”一层层地将达尔曼包裹住，阻止他“归乡”，康复的过程正是突破的过程，是抽象化的上升。而这些肉体性的痛苦都是可以忍受的，就如同他在之前的“流逝的岁月”中所忍受着的那样。令他真正开始哭泣的是死亡的临近，是归乡的失却，是命运的背离，是救主的失恩。我们会注意到上一次提及命运的达尔曼是憧憬的、是希冀的，而现在的他却是悲哀的。因为他感到他已经踩到了命运的尾巴，他快死了，而在疗养院的死是达尔曼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草率的死没有改变任何事，它不是他心中浪漫主义的死去。
我们需要着重的留意于最后一句表述的两种状态：失眠和梦魇。前者指向的是一种梦的缺失，它往往意味着一种功能的缺失——也就是无法将未经加工的感官印象转换成可储藏可共链接提取的无意识体验元素。这种功能的缺失导致了患者无法做梦也无法睡眠，无法睡着也无法醒来，他将一直处于不梦不眠不醒的状态。而噩梦则是一种确凿的梦，但它往往是未做出的、未完成的、被打断的，这使得他在梦中的情感体验缺失了、中断了，从而形成了症状。这形成了两种观看剩下文本的视角。
需要指出的是，对接下来文本的解读是无限的：达尔曼或许是真的康复了踏上了去南方的旅程；也或许是他依然饱受着病痛的折磨之后的一切只是他的一场梦；当然还可能是另一种秘密的奇迹的书写，在达尔曼躺在疗养院的病床上直到濒死的最后一刻时，他归乡的热切终于引来了奇迹的眷顾，而得以在那无限的一瞬中回到南方；它也可以成为另一次死亡的在书写，在达尔曼在疗养院死去后，他又重新在南方死了第二次……可能是无限的，是复数的。我只能提出我希望看到的几种以及关于它们的回声。
过了不久，大夫对他说，他开始好转，很快就可以去庄园休养了。难以置信的是，那天居然来到。
值得注意的是，医生让达尔曼回去的地方并不是在城市的住所，而是处于南方的庄园——达尔曼的精神家乡（这一点同样地值得疑惑）。达尔曼终于地被给予（或者说被获得）前往南方的机会，他不用再被困于城市了，他不用再只是回忆了。同样地，后文“难以置信”所形容的并不是“这天”，而是“那天”，这轻微的差别意味着难以置信并非是形容出院的，因为出院是切近的事，是可以预见的事，它并不值得使用一个相隔遥远的“那”。“那天”只能是达尔曼回归的那天，是他返乡的那天，是他浪漫主义地凯旋的那天。
我会将这个句子作为全文的对称轴，从而与紧接着的句子相呼应：“现实生活喜欢对称和轻微的时间错移”。它恰好的分隔了达尔曼的两个阶段：离家和归家，同时也分割了两次对死亡的趋近。疗养院即使终点也是起点。这种绝对的对称性恰好是死亡与指南针的主题，那名形而上侦探通过对称的几何和谐找到凶手可以留给他的地址。凶手的复仇与侦探的死亡成为这完美的对称中唯一的偏移。
现实生活喜欢对称和轻微的时间错移；达尔曼是坐出租马车到疗养院的，现在也坐出租马车到孔斯蒂图西昂。
对称已经说了，“轻微的时间偏移”体现得更为直观。让我们回顾前文的时间跨度，从二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了初秋，从数字上来讲这份跨度是漫长的，但它的文本却是短促的——前文内容只占全文的四分之一——也相应地衬得前文的痛苦也同样显得短促，仿佛它是瞬息即逝的，尽管实际上的痛苦是如此的剧烈与漫长。痛苦是前文的基底，是达尔曼生命中弥散的噪音，但是它终究是被跨越了。后文占据全文3/4内容的文本则只有着不到一天的时间跨度，但它却是漫长的，是被无限延宕的。高兴的情绪被数次地提及，渡过死劫的达尔曼如此热烈的踏上返乡的路，就仿佛凯旋的英雄。他理应是想迅速地抵达他心心念念的南方的，但无数的巧合总是延宕着他的步伐，高兴的情绪被延宕着，欲望的满足被延宕着，最终的胜利的死也被延宕着，达尔曼仿佛成为了芝诺的乌龟，他抵近的路程变得是无限的。前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造成的时间上的悖谬与偏差造就了这场浪漫主义的戏剧，达尔曼在迈着的死亡的步伐恰恰成就了永恒。
经过夏季的闷热之后，初秋的凉爽仿佛是他从死亡和热病的掌握中获得解救的自然界的象征。早晨七点钟的城市并没有失去夜晚使他产生的老宅的气氛；街道像是长门厅，广场像是院落。达尔曼带着幸福和些许昏眩的感觉认出了这个城市；在他放眼四望的几秒钟之前，他记起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街道的角落、商店的招牌以及质朴的差别。在早晨的黄色光线下，往事的回忆纷至沓来。
夏日到初秋的时间递进，似乎是叙事一下子变得舒缓了。在达尔曼眼中，初秋时秋风拂面的凉爽天气成了他解放的象征。也许可以跟前文无力的冰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零度的冰块不能带给达尔曼丝毫的冰凉，但此处的风却足以做到。这个悖谬直接地指向了一个绝对的转变：解放，灵的火花从肉体的全面解放。
毋庸置疑的是，眼前得以一切都是达尔曼熟悉的，是达尔曼一直生活的处所，但在加入了“老宅”的滤镜之后，这一切旧的、陈腐的、他曾经厌倦的街道、城市焕发出新的生机。这种更新的动力来自于达尔曼自身，来自于他幸福的昏眩的灵魂。可是为何会昏眩呢？我也许可以这么回答，他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熟悉的旧境的认出与记起并非是由于在疗养院的那段不短的与世隔绝的时间，而是更古老更激情的记忆的回归。我愿意回到柏拉图的观点：一切知识均为回忆。那么，这是纷至沓来的往事不再是达尔曼重复过无数次的往事而是更加久远的被唤起的往事，所谓的回忆，实乃更新。
谁都知道里瓦达维亚的那一侧就是南方的开始。达尔曼常说那并非约定俗成，你穿过那条街道就进入一个比较古老踏实的世界。他在马车上从新的建筑物中间寻找带铁栏杆的窗户、门铃、大门的拱顶、门厅和亲切的小院。
谁都知道的地方却是第一次去的，达尔曼常说的地方却是第一次抵达的，古老的世界充满新的建筑物，新的建筑物上满是亲切的痕迹。从坐马车就能抵达可以看见南方的开始其实并不遥远，阻止达尔曼前往南方的从来都不是距离。
在火车站的大厅里，他发现还有三十分钟火车才开。他突然记起巴西街的一家咖啡馆（离伊里戈延家不远）有一只好大的猫像冷眼看世界的神道一样，任人抚摩。他走进咖啡馆。猫还在，不过睡着了。他要了一杯咖啡，缓缓加糖搅拌，尝了一口（疗养院里禁止他喝咖啡），一面抚摩猫的黑毛皮，觉得这种接触有点虚幻，仿佛他和猫之间隔着一块玻璃，因为人生活在时间和时间的延续中，而那个神秘的动物却生活在当前，在瞬间的永恒之中。
在对称轴以后，对于时间的描述是异常审慎而精细的。之前动辄便是几天时间流逝的情况不存在了。时间的尺度开始用时、分乃至于秒来计算，仿佛力图将每一段时间都牢牢把握。在这里，等待火车出发的三十分钟并没有用等待一词一笔带过，而且在这短短的三十分钟内塞入一个新的行动。他异常留恋地前往了一家突然记起的咖啡馆，仿佛以后再不可能来到这个地方。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突然。突然是不和谐的，也是不连贯的。它生成了一种刻意或者故意，来延缓抵达南方的步伐。可是达尔曼默认了这种突然，同时也默认了这种延缓。他难道不应该急切地想要抵达南方吗？难道不应该让他快速地抵达那个一直在等待他的庄园，开始崭新的人生吗？他完全地失去了他当时拿到《一千零一夜》时的急切，失去了倾听音乐口诵史诗时心里涌动的激情。于是他可以随心地来到久别的咖啡馆，一边抚摸着黑猫的毛发，一边缓慢地喝着咖啡。时间被拉长了，被延缓了，可是这种刻意地延宕是为了什么呢？我不得不想到拉康的一句话：涉及欲望不让步。对于欲望的满足恰恰不在欲望的实现而在于实现的拖延。我们理应注意到接下来的话，达尔曼与黑猫的隔绝是两种时空观的隔绝，而达尔曼无限地延宕正是为了进入黑猫所生活的、永恒的瞬间。在那个无限临近但却永不抵达的永恒中，达尔曼实现了欲望的无限满足。就如同秘密的奇迹中那个被处刑的剧作家，在行刑前的瞬间，他的时间停滞了。他在停滞的时间中在脑海里完成了他最后的戏剧。在完成的那一瞬间雨滴和枪弹同时进入了他的身体。
列车停在倒数第二个月台旁边。达尔曼穿过几节车厢，有一节几乎是空的。他把手提箱搁在行李架上；列车起动后，他打开箱子，犹豫一下之后，取出《一千零一夜》的第一册。这部书同他不幸的遭遇密切相连，他带这部书出门就是要表明不幸已经勾销，是对被挫败的邪恶力量一次暗自得意的挑战。
列车两旁的市区逐渐成为房屋稀稀拉拉的郊区，这番景色和随后出现的花园和乡间别墅使他迟迟没有开始看书。事实上，达尔曼看得不多；谁都不否认，磁石山和发誓要杀死恩人的妖精固然奇妙，但是明媚的早晨和生活的乐趣更为奇妙。幸福感使他无心去注意山鲁佐德和她多余的奇迹；达尔曼合上书，充分享受愉悦的时刻。
这里是唯一一次提及达尔曼观看他购买的《一千零一夜》，同时没看多久便放下了。我不禁开始怀疑前文中所提的为了它急切到甘愿受伤的达尔曼是否是真的，还是说眼下的达尔曼已经不再是他了。恰恰是一致的。一千零一夜是达尔曼进入自己命运的媒介，它勾连了达尔曼的死，成就了达尔曼的梦，我们或许可以说，达尔曼已经在一千零一夜中了，他自然不再需要阅读它纸面上的问题。达尔曼周遭的世界便是一千零一夜的梦境本身。
达尔曼将之前的遭遇归结于不幸，将《一千零一夜》视为邪恶力量的象征。但他自始至终都并未将这倒霉的书丢弃，反而一直带上，即使是在最为痛苦地被关在疗养院的时间也带上了他的书。这是矛盾的，他并不试图远离这使他倒霉的书反而努力地靠近它、进入它。我们也许可以说，达尔曼是始终感谢这套书的。是他开启了他之后的命运，纵然这命运是不幸的，但它至少是使他远离他的过往的。
可以见到，此时的达尔曼看似无限地享受着生活本身。明媚的早晨和生活的乐趣固然不是每天都有，但在他漫长的“逝去的岁月”中，却是并不可能没有的。也许我可以说，达尔曼享受的并非是生活，而是他最后所说的：他享受的是这个接近南方的时刻。
午饭（汤是盛在精光锃亮的金属碗里端来的，像遥远的儿时外出避暑时那样）又是宁静惬意的享受。
到中午了，而中午和遥远的儿时联系起来，仿佛列车在倒退，在驶向遥远的过去。
明天早晨我就在庄园里醒来了，他想，他有一身而为二人的感觉：一个人是秋日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进，另一个给关在疗养院里，忍受着有条不紊的摆布。他看到粉刷剥落的砖房，宽大而棱角分明，在铁路边无休无止地瞅着列车经过；他看到泥路上的骑手；看到沟渠、水塘和农场；看到大理石般的明亮的云层，这一切都是偶遇，仿佛平原上的梦境。他还觉得树木和庄稼地似曾相识，只是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因为他对田野的感性认识远远低于他思念的理性认识。
明天，注意这个词，明天是永远无法抵达的一天。而在加缪那里，关于明天的言谈是可爱的，因为它们终于涉及死亡了。明天成为了死亡的直接意指，而明天在在庄园醒来则成为了一个永远无法来临的行为。让我们回忆起另一次死亡中的故事，那个胆小的士兵在战争结束后的四十年都活在对自己怯懦的悔恨中，于是当他老死后却重返四十年前的战场，他成为了一个视死如归的士兵并英勇地战死。于是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两个达尔曼——一个仍躺在病床上，一个坐在前往南方的列车上。些微的时间偏移使得两个达尔曼实际生活在同一个时间，也将同时地在即将的某个时刻，迎来他们共同的死亡。偶然实则是必然，梦境成为了现实，似曾相识并非由于遗忘，而是当他还记得它们时，它们叫的是另外的名字。
他瞌睡了一会儿，梦中见到的是隆隆向前的列车。中午十二点难以忍受的白炽太阳已成了傍晚前的黄色，不久又将成为红色。
瞌睡发生在中午，梦境出现的时间恰好是太阳难以忍受的时间。那么我也许可以直接的说：列车的向前是难以忍受的。
车厢也不一样了，不是在孔斯蒂图西昂离开月台时的模样：平原和时间贯穿并改变了它的形状。车厢在外面的移动的影子朝地平线延伸。漠漠大地没有村落或人的迹象。一切都茫无垠际，但同时又很亲切，在某种意义上有些隐秘。在粗犷的田野上，有时候除了一头牛外空无一物。孤寂达到十足的程度，甚至含有敌意，达尔曼几乎怀疑自己不仅是向南方，而是向过去的时间行进。检票员打断了他这些不真实的遐想，看了他的车票后通知他说，列车不停在惯常的车站，而要停在达尔曼几乎不认识的稍前面的一个车站。（那人还作了解释，达尔曼不想弄明白，甚至不想听，因为他对事情的过程不感兴趣。）
车厢形状的改变是由于时间和平原的贯穿，在达尔曼的眼中，列车是静止的，是凝固的，流动的是时间和平原。平原是无限的，恰如时间是无限的。平原的亲切与隐秘都来自于它的无限——一个无限的平原可以满足达尔曼所有的回忆与期望，而在他隐秘的盼望中，他希望轨道无限地延伸，列车永不停止，目的地永不抵达。
但列车终于还是停下了，正如达尔曼回到过去的遐想被打断。田野的空无使达尔曼想到孤寂，而至于敌意。为什么孤寂直接地与敌意相连呢？因为上一个被用孤寂形容的正是过去达尔曼。这辆被孤寂的情绪裹住的列车使达尔曼开始怀疑它在朝着过去行驶，当他下了车后，他会重新看到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房子，变成过去的忧郁孤寂的达尔曼。列车员的打断是恰如其分的，他打断了达尔曼的恐惧并且带来了好消息——列车停在了他目的地之外的站台。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意外并没能是达尔曼在意或者说愤怒，他甚至是松了口气。他对于列车员解释的拒斥恰恰说明了他的态度：他只对自己还需要更多的路程和时间才能抵达老宅这个结果在意。这突然的意外再一次延宕了达尔曼抵达的脚步。在临近目的地时，我们会看到，达尔曼走得越来越慢了。
列车吃力地停住，周围几乎是一片荒野。铁轨的另一面是车站，只是月台上一个棚子而已。车站附近没有任何车辆，但是站长认为在十来个街口远的一家铺子里也许能找到一辆车。
达尔曼决定步行前去，把它当作一次小小的历险。太阳已经西沉，但是余晖在被夜晚抹去之前，把深切阒静的平原映照得更辉煌。达尔曼安步当车，心醉神迷地深吸着三叶草的气息，他走得很慢，并不是怕累，而是尽量延长这欢快的时刻。
铁轨旁理论上的车站却没有车辆，这是又一个意外。站长的话为达尔曼指明了下一段路的方向。我们也许终于能窥探到达尔曼的姿态了。他是一直保持着前进和行动，只是仿佛命运使他的行进呈现一个弧形，他会绕着他继承自外祖父的庄园，不断的画着永远延伸的渐近线。此时太阳西沉（这也许暗示了达尔曼下一次延宕的行为，因为白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达尔曼走在平原上，他是以享受的姿态行走的，慢慢地走。
杂货铺的房屋本来漆成大红色，日久天长，现在的颜色褪得不那么刺眼。简陋的建筑使他想起一帧钢版画，或许是旧版《保尔和弗吉尼亚》里的插图。木桩上拴着几匹马。达尔曼进门后觉得店主面熟，后来才想起疗养院有个职员长得像他。店主听了他的情况后说是可以套四轮马车送他；为了替那个日子添件事，消磨等车的时光，达尔曼决定在杂货铺吃晚饭。
鲜艳的大红色在时间的冲刷下成了温润的红，这恰恰是达尔曼如今的色彩。如果说在疗养院时的达尔曼是大红色的，他的灵魂绽放着火花，以永不停息的坚韧的精力呼唤着激情的到来，那么现在的达尔曼一定是平和的，所有的激情和冲动在旅途中得以平复，成了平静的湖面下涌动的暗流。杂货铺店主与疗养院职员相似的店主，这是直接的对称，它暗示了这里将会是另一个疗养院。那么，在杂货铺再一次顿足的达尔曼，自然地应该在这里获得与在疗养院中相同的体验——关于死的体验。
一张桌子旁有几个小伙子又吃又喝，闹闹嚷嚷，达尔曼开头并不理会。一个非常老的男人背靠柜台蹲在地上，像件东西似的一动不动。悠久的岁月使他抽缩，磨光了棱角，正如流水磨光的石头或者几代人锤炼的谚语。他黧黑、瘦小、干瘪，仿佛超越时间之外，处于永恒。达尔曼兴致勃勃地打量着他的头巾、粗呢斗篷、长长的围腰布和小马皮制的靴子，想起自己同北部地区或者恩特雷里奥斯人无益的争论，心想像这样的高乔人除了南方之外，别的地方很难见到了。
高乔人出现了，《马丁·菲耶罗》所传唱的高乔人，达尔曼激情的一个来源。对高乔人的描述中，以下的词汇是值得被提出的：“黧黑”、“仿佛超越时间之外”、“处于永恒。”而上一个被给予这样的描述的是那只咖啡馆里活在永恒瞬间的黑猫。二者的相似性也许来自于他们仿佛永恒不变的姿态与样貌，他们仿佛生存在时间的缝隙中而被时间遗忘。高乔人的符号是高度浓缩甚至有固结的，仅仅只有作为高乔人存在的高乔人才是永恒的，他们的姓名不是，黑猫依然。他们都在一种群体的连续的脉搏中成就一个永恒的不朽的形象。黑猫和达尔曼虚幻但又真实的隔膜，恰如此时此地吵闹的小伙子与一旁不声不响仿佛凝固的高乔人。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曼兴致勃勃打量高乔人的行为显示了他作为外来人的事实。这恰恰成为了危机的源头。
达尔曼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坐下。外面的田野越来越暗，但是田野的芬芳和声息通过铁横条传来。店主给他先后端来沙丁鱼和烤牛肉。达尔曼就着菜喝了几杯红葡萄酒。他无聊地咂着酒味，懒洋洋地打量着周围。煤油灯挂在一根梁下；另一张桌子有三个主顾：两个像是小庄园的雇工；第三个一副粗俗的样子，帽子也没脱在喝酒。达尔曼突然觉得脸上有什么东西擦过。粗玻璃杯旁边，桌布的条纹上，有一个用面包心搓成的小球。就是这么回事，不过是有人故意朝他扔的。
快到晚上了，达尔曼是早上出院的，他的旅途（亦或者他的欢乐）只持续了一整个白天，而他终于是临近庄园的。尽管他并不像初时的那么急切。让我们仔细地关注达尔曼到了酒馆里的行为：他吃沙丁鱼和烤牛肉、喝红葡萄酒、懒洋洋地并且随意地朝四周打望；让我们想象他的穿着：作为一个中产阶级，无论怎样，达尔曼的穿着理应是得体的并且当代的。而他现在处在一个古老踏实的世界，这使得他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人。当达尔曼在打量四周的时候，一定有大量的人同时在打量他。自然，针对外来者和异在者的恶意就这样发生了。扔小球的恶作剧或许是无聊的，但它绝不是无端的。
这段话中着重地凸显了一个粗俗的人。如此地强调一定是有用的。
另一张桌子旁的人仿佛并没有注意他。达尔曼有点纳闷，当它什么也没有发生，打开《一千零一夜》，似乎要掩盖现实。几分钟后，另一个小球打中了他，这次那几个雇工笑了。达尔曼对自己说，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他大病初愈，被几个陌生人卷进一场斗殴未免荒唐。他决定离开，刚站起身，店主便过来，声调惊慌地央求他：“达尔曼先生，那些小伙子醉了，别理他们。”
第二次打开《一千零一夜》，达尔曼是为了掩盖现实。为了逃避现实中的难堪，他用书本把自己装起来，埋起头试图进入书中的世界，用繁杂的故事引开自己的思绪。这是孔乙己式的行为。但这恰恰是不合时宜的，就如同酒店里的人要笑孔乙己一样，这儿的人自然也要笑达尔曼。于是他们真的笑起来了。有趣的是，正当他准备逃开的时候，那名面熟的店主叫住了他。店主的劝阻与达尔曼的行为是不相干的，他以着南方人惯有的逻辑似乎误认了达尔曼站起来就要跟挑衅的人干一架。店主无疑是好心的，他或许是看出了达尔曼打不赢对面，又或者是他诡异地知道些什么，就如同他莫名其妙地知道达尔曼未告诉他的姓氏，不管怎么样，他无疑是出于好心劝阻的。但我们总会看到，好心常常并不能干出好事。
达尔曼并不因为店主能叫出他的姓而奇怪，但觉得这些排解的话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起初，雇工的寻衅只针对一个陌生人，也可以说谁也不是；现在却针对他，针对他的姓氏，闹得无人不知。达尔曼把店主推在一边，面对那些雇工，问他们想干什么。
恶意随着一个具体指称的出现而得以坍陷、凝聚。那么本来只针对一个陌生人、一个外地人、一个格格不入的中产阶级的恶意就这么的集中到了达尔曼的头上，他成了所有这一切的代表，自然也汇聚了所有的这些恶意。这与最初达尔曼得到《一千零一夜》时所幻想的恶恰恰互相成为了反面。总之，事情开始闹大了。
需要额外指出的是，店主能叫出达尔曼的姓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这或许成为了梦境说的一个例证。当然，也有可能这个面熟店主跟达尔曼认识的职员正是同一个人。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那个长相粗鲁的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和胡安·达尔曼相隔只有一步的距离，但他高声叫骂，仿佛隔得老远似的。他故意装得醉态可掬，这种做作是难以容忍的嘲弄。他满口脏话，一面骂声不绝，一面掏出长匕首往上一抛，看它落下时一把接住，胁迫达尔曼同他打斗。店主声音颤抖地反对说，达尔曼没有武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
恶人仿佛一定是粗鲁的，而他粗鲁的形象恰好与达尔曼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熟练地掏出匕首逼迫着达尔曼与他开启一场决斗。而店主的话语又一次的将事件朝着不可知的方向推去。而始料未及的事件的发生，即使不看后文，我们也一定能知道它是与高乔人有关的。因为在这场对达尔曼的暴力中，只有他还以着旁观者的姿态孤悬事外。值得注意到的，到此为止，达尔曼并没有展现出回应。回应的反而是店主。
蹲在角落里出神的那个老高乔人（达尔曼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所属的南方的集中体现），朝他扔出一把亮晃晃的匕首，正好落在他脚下。仿佛南方的风气决定达尔曼应当接受挑战。达尔曼弯腰捡起匕首，心里闪过两个念头。首先，这一几乎出于本能的举动使他有进无退，非打斗不可。其次，这件武器在他笨拙的手里非但起不了防护他的作用，反而给人以杀死他的理由。像所有的男人一样，他生平也玩过刀子，但他只知道刺杀时刀刃应该冲里面，刀子应该从下往上挑。疗养院里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落到我头上，他想道。
达尔曼自己属于一个南方，这个南方不是与他对峙的那位粗鲁的酒客的，是属于他外祖父，是属于他幻想中的，是文学与诗的，不是实际的。这恰好证明了我之前的断言，达尔曼的南方正是东方学的东方。所以达尔曼才只能在高乔人身上看见南方，因为只有高乔人才会是《马丁·菲耶罗》中出现的人物，其他人不是。在高乔人身上，达尔曼看到了父的形象，看到了外祖父的形象，看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浪漫主义的激情。于是，当他扔出匕首后，他才会没有犹豫的捡起。我们会看到达尔曼对于对方打斗的邀请，并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回应。这映射出他无声的挣扎与矛盾。他最初是想离开的，是店主将他留下的。而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并不在他的预料之中。他开始难以抉择了。
但在匕首被扔到他面前的那一瞬间，矛盾消失了。达尔曼几乎没有犹豫地捡起了匕首。他无疑是知道这个行为的涵义的。匕首的投出是高乔人为他做出的选择，而高乔人的形象在达尔曼心中已经成为了活生生的南方、活生生的外祖父的形象。于是匕首成为了父的邀约，成为了父对达尔曼身份的认同或者考验。这样的一种顺服，对达尔曼而言，是对自己身份的最实际的印证——在捡起匕首的那一瞬间，他相信自己终于成为了父。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再次出现疗养院。“疗养院里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落到我头上。”这看似是一句赞美，是达尔曼对疗养院生活的念想，是对眼下野蛮行径的控诉。但真的是这样的吗？让我们回顾达尔曼在疗养院中的处境。达尔曼是失去自由的，达尔曼失去了完完全全的自由，不管是肉体的还是灵魂的。他永远地被束缚在病床上，仍人摆布。疗养院为了拯救达尔曼做出的努力，恰恰成为了达尔曼痛苦的筹码。但眼下不是，达尔曼是自由的，尽管他不得不接受决斗，但他至少可以自由地奔赴决斗，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死。而这种事是疗养院不允许的。疗养院只允许一种死——在病床上痛苦地因治疗失败而死。而此处尚有闲暇提及过去的不幸，恰恰暗示了如今的处境是当时的反面。在即将投入一场几乎必然失败的决斗前，达尔曼竟然是从容甚至开心的。
“咱们到外面去，”对方说。
他们出了店门，如果说达尔曼没有希望，他至少也没有恐惧。他跨过门槛时心想，在疗养院的第一晚，当他们把注射针头扎进他胳臂时，如果他能在旷野上持刀拼杀，死于械斗，对他倒是解脱，是幸福，是欢乐。他还想，如果当时他能选择或向往他死的方式，这样的死亡正是他要选择或向往的。
在不断地临近决斗的时刻，达尔曼再一次的想起来了疗养院的经历。他几乎自然的将眼下的处境与疗养院的处境对立。在这样的对立中，他获得了从容。这是仿佛呓语般的情景，仿佛梦境的情景。达尔曼仿佛陷入了白日梦一样，在他跟着对手向外走去，在他跨过门槛向着决斗的平原走去之时，他没有在意过一次对手。达尔曼开始做梦了。他梦见了被束缚在病床上的自己，梦见了自己在疗养院的死去。于是他可以说，“这样的死亡正是他要选择或向往的。”这是梦境的写照，这恰恰印证了一个猜测：达尔曼现在正在梦中。
达尔曼紧握他不善于使用的匕首，向平原走去。
在通常的少年热血漫画中，对决斗描写的断章往往会在决斗两者的对峙中结束，决斗的结果会在下一话乃至更为往后才会给出。这是吸引读者读下去的一种手段。但在这里不是。达尔曼将会永远地处在前往平原的途中，决斗的结果是被不断地暗示的，是注定的，但也是不会到来的。达尔曼成为了芝诺的乌龟，结局成为了永恒的延宕。让我们想起对于黑猫的描写，它生活在“在瞬间的永恒之中”。达尔曼此刻进入到的便是这样的瞬间的永恒。而我们可以看见，黑猫的形象是跟高乔人等同的，高乔人是跟外祖父等同的。在这样一系列的能指的锁链中，达尔曼抵达了本不可能抵达的所指。我会想起倏忽凿混沌的神话，他们必须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为什么他们不能一日连凿七窍呢，而必须要把终将到来的混沌之死拖到七天？因为死亡是发生在永恒之后的，正如上帝七日创世，七是一个接近永恒的数目。倏忽凿混沌是一个永远在进行中的过程，凿开而混沌死的结果永远没有被抵达。这恰恰如同一千零一夜中王后与国王的故事，王后的死亡在化为流水的故事之中，被无限地冲刷往后，无限地被推迟。结果的抵达并不是什么好事。让我们想起但丁。想起但丁登上最高天，想起贝雅特丽齐的离开，想起但丁看见的贝雅特丽齐最后的微笑。
我祈求着，而她离得很远，
仿佛在微笑，又朝我看了一眼
然后转过脸，走向永恒的源泉。
这里的伤感是无限的，它不仅属于作为主角的但丁，同时属于诗人但丁。而对于达尔曼，他停在了最终时刻到来前的永恒的那一瞬间。
除此之外，让我们回到我之前精神分析式的论断。如果将达尔曼的出院看成他躺在疗养院的病床上的一场梦，那么这个梦无疑是未完成的。中断的梦揭示了达尔曼无法回避的神经症，他对外祖父的偏执，构成了难以治愈的创伤。而达尔曼在出院后的经历，便是对这一被打断梦境的延续，连续不断的巧合将达尔曼导入一个早已确定的结局：与人决斗而死。失落的情感体验通过完整的梦境而得到满足，死的那一刻恰恰是治愈的那一刻，恰恰是梦醒的那一刻。同时让我们想起朱迪斯巴特勒的操演论，达尔曼的行为恰恰是扮演式的。他的治愈来自于对一个角色的完全的扮演。他对自己身份的确证是依托于对一个想象中形象的扮演，只有通过不断地逼近这个身份、不断地扮演这个身份他才能使得自我得到确证。最后的死亡是扮演的最高峰，扮演的最核心，是对他扮演成果的印证。所以死亡是无可避免的，但同时也是无法靠近的。因为只有通过死亡才能达成最终的最后的扮演，但是扮演的过程恰恰是无限的。这成为了一种无限的无尽的永恒的无望的追求，但达尔曼已经无法停步了。
我还想说最后的一点，就是南方这篇小说的潜藏的诺斯替式的结构。对于达尔曼来说，有一个先在的、永恒的同时又是无法抵达的故乡——外祖父的庄园。达尔曼的精神认同并不在他城市的房子上，那只成为一个暂时的寓所。他无时无刻都不在想着回归南方。他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异乡人。阻止他回归的是繁琐的工作和容或有的冷漠。繁琐的工作是城市的秩序，是黑马门尼（heimarmene），而冷漠则是魂对灵是蒙蔽，是麻木、昏睡以及醉的显现。而当他最终在疗养院突破肉体的束缚而踏上回归的道路时，阻挠是无处不在的，路途上充斥着德穆革拖延达尔曼脚步的努力，最后的决斗恰恰是回归的最后一步。在渡过这段永无止境的痛苦的旅途后，达尔曼将回到久别的故乡。
那么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