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基督徒喜欢宣传这样一个说法：因为现代科学的奠基人比如笛卡尔、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等等都是基督徒，现代科学也是在基督教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基督教不仅不与现代科学矛盾，还有大恩与现代科学。其实，这可以算是“后此谬误”的经典案例了。（注：拉丁文是 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http://en.wikipedia.org/wiki/Post_hoc_ergo_propter_hoc )

谜因（meme）正如基因（gene），在努力扩散自己的时候也在不断变异。当基督教社会中有人开始不再满足于《圣经》和经院哲学对世界的解释的时候，变异就发生了。当然，变异的开始往往是被消灭，布鲁诺的遭遇算是典型案例。不过，只要变异满足“适者生存”的条件，并对原来的谜因具有一些优势，其扩展将是自然的事情了。科学理性的方法与其说来自于基督教，不如说是在对基督教的否定中不断发展的。

有位物理学家评论狄拉克方程时说，“这个方程比它的发现者（或说发明者，取决于抱哪派科学哲学观点）聪明”。同样，理性一旦开始作用，首倡者便无力约束其不对宗教信仰产生破坏性作用。可以说是历史局限性吧，笛卡尔按照自己提出的方法思考的时候，显然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宗教信仰被冲击的困境，他的解决方案就是“心身二元论”，而天主教中的聪明者，比如大主教伏丢斯，也迅速的行动起来欲将笛卡尔定位异端。而历史的发展显然是不会在乎个体意愿的，理性的方法“一经掌握群众，也就变成了物质力量”，现代科学对世界的天翻地覆的改造，最近的肇因也就是起始于笛卡尔吧。

作为悲观主义者，下面的话不得不说：
掌握理性的思考方法所需要下的苦功，远远大于去相信一个“全能全善的主”的存在，于是，极端宗教信徒用着麦克风、无线电、电视、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传输、互联网等等现代科学的产物去攻击现代科学的荒唐画面就一而再的出现，甚至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功效。现代欧洲社会的结局，最大的可能就是被伊斯兰教彻底绿化；而美洲大陆有可能建立基督教神权的国家；亚洲则将回退到标准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中。这三种社会体制将会相当的稳固，因为枪械的生产对科学的发展几乎已经没有要求了，只要统治阶级掌握军队，民众造反已经成为了不可能事件。如果真的存在阿西莫夫在《基地》中创造出的“心灵史学”的话，以上的人类结局也许就是心灵史学的必然结论。或许，这也就是“费米悖论”的一个解。

由于科学是“可错的”，所以科学必定对各种思想保持宽容，让它们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上竞争，直到那些更符合世界本身的思想胜出。宗教一出现就视自己为“绝对真理”，所以对于异端思想绝不宽容。科学理性，看来也必须对“宗教的不宽容”保持不宽容态度！只有这样，或许才能防止或者迟缓上面的那个悲惨的人类结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