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 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
- 《伯明翰暴乱实录》(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Roits of Birmingham,1799)
- 工作伦理主张：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道德优越性。
- 工作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工作类型决定了他们在生活中、在“社会”中的合理地位。工作是决定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除了那些由于世袭或暴富，可以自给自足悠然生活的人以外，“你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指向人们所在的公司以及该公司的能力。在一个擅长分类且喜欢分类的社会里，工作类型是一种关键的、决定性的分类，是所有其他社会生活的锚点。它将人们分类，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尊重自己的上级，让下级服从自己。工作类型也定义了人们应该匹配的生活标准，定义了他们应当与谁为伍，应当与谁划清界限。职业生涯标记了人生的旅程，是回溯人生成败最重要的记录，是自信与彷徨、自满与自责、骄傲与耻辱的主要源头。
- 工作类型影响着人们的全部生活，它不仅决定了与工作过程直接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决定了预期的生活水平、家庭模式、社会生活和业余生活、礼仪和日常行为规范。正是这个“独立变量”让人们塑造自我，并准确预测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旦确定了工作类型和职业规划，其余的事情就水到渠成，需要做什么也基本确定下来。总而言之：工作是主要的基准，所有其他生活追求都可以基于它来规划和安排。
- 如果让大部分男性进入工厂工作是生产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那么以（“养家糊口”的）男性为绝对权威建立强大、稳定的父权制家庭，就成为一个必要的补充。工作伦理的布道者通常也是家庭美德以及不可撼动的家长权力的倡导者，这绝非巧合。在家庭内部，丈夫/父亲被要求扮演监督/管教的角色，类似工头在工厂中，或校尉在操场上发挥的作用。正如福柯坚持的，现代的规训权力，如同毛细血管一样分布和延伸，将心脏泵送的血液传导到生物体的每一个细微组织和细胞。家庭的父权将秩序生产与服务网络的规训压力传导到圆形监狱无法触及的人群。
- 工业社会是以权力冲突拉开序幕，那时的人们为自治和自由而斗争。时过境迁，现在他们只会为了获取更多盈余而斗争。人们默默接受了现存的权力结构，对这种结构的修正被排除在议程之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从工匠变成工人时失去的人的尊严，只有通过赢得更多盈余才能恢复。这种变迁中，努力工作能使人们道德升华的呼声日益衰弱。现在，衡量人们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是工资的差别，而不是勤于工作的道德或惰于工作的罪恶。
- 工作技能、就业场所以及职业规划是人们努力构建的社会身份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一旦选定身份，人们就终其一生去构建这个身份，终其一生于他们的工作、职业或事业。
- 目前的全球趋势是“通过大幅减少产品和服务的寿命，以及提供不稳定的工作（临时的、灵活的、兼职的工作），将经济导向短周期和不确定的生产”。
- 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成员（消费者）绘制生活理想的框架，为他们定义了自我改善的方向，以及“美好生活”的图景。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她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自尊就越多，距离“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越近。
- 是美学，而非伦理学，被用于整合消费者社会，确保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并屡次拯救其于危难。伦理学赋予履行责任以最高的价值，而美学则把崇高的体验放在首位。
- 从伦理学的角度，严格地说任何工作都有价值，没有哪个低人一等，所有工作都能增加人的尊严，都同样服务于道德得体和精神救赎的事业。工作伦理认为，所有工作就本身而言都是“人性化的”，不管从事者得到的是什么直接乐趣（或没有乐趣）。尽职尽责能带来最直接、最具决定性、最充分的满足感。在这个方面，所有工作都是平等的。
- 工作伦理传达了一种平等的信息，它淡化了工作之间原本显著的差异，包括带来满足感的能力、带来地位和声望的能力，以及能够提供的物质利益。
- 对工作的美学审视则截然不同。它强调了区别，放大了差异。它把某些职业提升到引人入胜的程度，赋予其精致的美学内涵、真正的艺术性体验；其他那些为了生计获取报酬的职业则根本没有任何价值。这些“高大上”的职业对其欣赏者有同等的素质要求——良好的品位、足够的修养、独到的眼光、无私的奉献精神和优秀的教育。其他类型的工作一律被认为是悲剧，一文不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人们心甘情愿、自由选择的标的。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在无法获得任何其他生存手段的情况下，才有人会从事这类工作。
- 就像选择自由和流动自由一样，工作的美学价值成为消费者社会的一个有力的层级化因素。诀窍不再是最小化工作时间以腾出更多的休闲空间，而是相反，完全抹去工作与兴趣、爱好、娱乐之间的界限，把工作本身变成最令人愉悦的娱乐。娱乐式工作是一种最令人羡慕的特权，那些有幸得到这种特权的人，一头扎进工作提供的强烈感官享受和令人兴奋的体验中。“工作狂”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7×24小时地专注于工作的挑战。这些人并非过去的奴隶，而是当下幸运和成功的精英。
- 贫穷并不仅限于物质匮乏和身体上的痛苦，也是一种社会和心理状况。每个社会都有“体面生活”的衡量标准，如果无法达到这些标准，人们就会烦恼、痛苦、自我折磨。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贫穷也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的“幸福生活”无缘，无法享受“生活的馈赠”。
- 欲望是免费的，但实现欲望，进而体验实现欲望的愉悦状态，需要资源。对抗无聊的药方不在医保范畴，金钱才是进入治疗无聊的场所（如商场、游乐园或健身中心）的通行证。
- “平等享有一切基本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终极目标……我们可以也应该利用社会的组织力量增加个体的权利。”如果社会不能保证所有成员都“免于匮乏和对于匮乏的恐惧，免于失业和对失业的恐惧”，那么这种自由和权利就不是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由。
- 事实上，取消经济审查，会使受益者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即全体人口）认为福利国家的支出是值得的，毕竟这些钱被用于提供“一个人能买到的”最好的、最慷慨的、最值得信赖的保险，以抵御各种厄运。于是，整个社会被视为一个安全的家园，权利与义务在这里能够逐渐达到最适当（且最优）的平衡。把服务的范围用经济审查的结果来限定，社会就会立即分裂为二元：付出而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人和不付出就能有所得的人[插图]。利益理性于是和团结道德对立起来，道德变成了一个人“能负担什么”的问题，或者说在政治意愿上一个人愿意分享什么的问题。
- 经济审查总体的效果是分化而非融合，是排斥而非包容。新的、更小规模的纳税人群体，使用政治力量把那些具有缺陷的公民归为另类，也借此完成对自己的构建。他们不断吸纳自己的成员，不遗余力地把那些失败者边缘化，作为他们没有能力达到公认标准的惩罚。R.博伊森(R.Boyson)之流愤怒又自以为是地认为，钱“从精力充沛、成功、节俭的人那里拿走，施舍给闲散的、失败的、无能的人”[插图]，这种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共鸣。那些接受福利援助的人无异于敲诈勒索，他们必须是失败者，由此社会的大多数人就可以把自己的幸运归结于节俭，把自己的人生看作成功的故事。正如乔尔·汉德勒(Joel F.Handler)所言，通过对被排斥者的污名化，社会主流人群的真正或假定的价值得到了强化：“观察者通过构建他人来构建自己。”
- 福利国家的屹立不倒，屡屡被归功于社会阶级之间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如果没有福利国家，社会阶层的矛盾就难以调和。福利国家的持久存在曾用它缔造与维持和平的能力来解释：它更能确保工人接受资本家设定的规则，且代价更低——相对于依靠强制措施的工作伦理而言。
- 福利国家在长期的“劳动力再商品化”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适当的医疗服务、体面的住所和健康的营养品，它保证了资本主义工业可雇佣劳动力的稳定供给，这是任何公司或集团都无法做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有赖于源源不断地购买劳动力，所以必须把未来的劳动力变成未来的雇主愿意购买的商品。福利国家建立了随时准备服役的劳动力“后备军”，并帮助他们在不需要服役时保持良好的状态。
- 受益于“平权法案”的照顾，一个新的、自信的非裔中产阶级已经诞生。但是，这些受益者们不愿承认，他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勤奋，而是因为得到了帮助。这是他们争取尊严无法回避的问题。
- 获得社会帮助并脱离劣势地位的人，不仅失去了回馈的动力，而且变成了最强烈的诋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平权法案”培养的是自己的掘墓人。毕竟，这些从贫民窟直升中上层阶级的非裔成功人士，比他们的白人同伴有更多的理由、更多的底气谴责“保姆国家”，他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发声，更真诚、更可信地发声：他们已经成功，他们做到了，他们证明了自己可以做到，于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但是，没有了与肤色相关的“侮辱性”帮助，其他人真的能做到吗？
- 这个社会被太多焦虑困扰，人们根本无法分辨究竟在恐惧什么，如何减缓这种恐惧。
- 每种社会秩序都会制造出一些威胁它们自身的危险形象。每个社会也会按自己的标准孕育为之奋斗的愿景。总体来说，这些愿景往往是孕育它们的社会的映射，那些危险的形象通常是社会负面的镜像。或者，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来说，这些威胁是关于社会选择的方式方法、关于社会当下和长期生存方式的社会内部矛盾的投影。一个社会如果对自己的生存方式缺乏自信，就会产生围城心态。攻击城墙的敌人是它自己“内部的恶魔”：被压抑的、环绕着它的恐惧渗透进它的日常生活，渗透进它的“常态”。为了长盛不衰，这些恐惧必须被逐渐挤出，被塑造为一个异端形象：成为一个有形的敌人，人们可以与之不断斗争，并有望征服它。
- 市场诱惑，既是伟大的均衡器，也是伟大的分化器。为了取得效果，消费的诱惑、消费更多的理念必须传达到每一个角落，不加区别地传达给每一个愿意聆听的人。然而，总是存在不能够按照诱惑的期望付诸行动的人，他们每天面对着那些获得满足的人展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这些人被告知，奢侈的消费是成功的标志，是赢得公众掌声和名誉的捷径。他们还了解到，拥有和消费某些商品，践行这种生活方式，是幸福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实现人类尊严的必要条件。
- 除了攫取更多，没有其他标准，除了“打好自己的牌”，没有其他规则。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拿一手好牌。如果获胜是游戏的唯一目标，那些手气不好的人就会尝试所有其他可以掌握的资源。在赌场老板的眼中，他们自己能够支配和周转的一些资源是合法的筹码，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其他资源则会被禁止。然而，玩家未必认可这种公平的界限，热切准备参与游戏的玩家尤是如此，更不必说那些没有能力获得合法的筹码又对游戏无比热忱的玩家。他们会利用所有自己拥有的资源，无论所谓的合法还是非法。他们原本也可能选择完全退出游戏。然而，在市场的诱导下，退出已经变得无法想象。
- 因此，在市场主导的消费者社会中，对那些无法实现欲望的玩家来说，解除他们的武装，剥夺他们的权利，镇压他们，就成为“通过商品诱惑整合社会”这个策略的必要补充。无能、懒惰的玩家必须被排除在游戏之外，他们是这场游戏的废弃品，只要不停止游戏，不停止吸纳参与者，这种废弃品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不停生产这种废弃品还有个重要原因：需要让仍在参与游戏的人看到作出其他选择的可怕后果（他们也被告知这是唯一的后果），这样他们就能够忍受，并愿意忍受这场游戏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艰辛压力。
- 既然现在不工作的穷人已经不是“劳动力后备军”，那么帮助他们保持良好的状态以备在需要时积极参与生产，就失去了经济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为他们提供有尊严的生活条件没有道德意义。他们的福祉可能与提高生产力和利润率无关，却仍然与人类应有的道德情感、人文关怀以及人类社会的自尊紧密相关。甘斯在自己著作的开头引用了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一段话：当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宣称，我们的穷人是幸福的，他们之中没有无知，也没有痛苦，我们的监狱里没有囚犯，街道上没有有乞丐，年长者免于贫困，没有苛捐杂税……当一个国家敢于这么说时，它的宪法和政府就是值得夸赞的。
- “地球已经满负荷”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论断。它不是指地球的状况，而是指地球上居民的生存方式和方法。它标志着“无人区”的消失，标志着能够被界定或被视为无人居住、没有主权管辖的土地的消失，标志着可以作为殖民地的土地的消失。这样的土地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持续的“现代化”进程影响之下，扮演着人类垃圾场的重要作用，现在它们基本上不复存在。
- 制造“废弃人口”，或者更正确地表述为，制造“被废弃的人”，是现代化过程不可避免也难以处理的结果，与现代化如影相随。这是秩序建立和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每种秩序都会丢弃现存人口中“不协调”“不合适”或“不受欢迎”的部分。经济发展不可能不破坏和废弃之前行之有效的谋生方式，必定会剥夺一些从业者的生计。
- 清除和处理全球“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废弃人口”，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征服的最深层意义。
- 我们的相互依赖是全球性的，而道德义务，始终局限于本地。
- 现在，“被废弃”不再是一部分人的问题，所有人都将面对这种可能性，人们的社会地位将不断在两级之间摇摆。 在回收利用“废弃人口”的时代，监狱发挥着“矫正部门的深端作用”，而今天，监狱“被更明确地视为一种驱逐和控制的机制”。狱墙，而非狱墙内发生的事情，“被视为这种机构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元素”。充其量，“修复”“改造”“再教育”“挽救迷途羔羊”的意图只是偶尔的口头敷衍，只是为了回应舆论报纸和政治家的愤怒攻击。非常明显，监狱的主要目的，或许也是唯一目的，不是暂时性处理“废弃人口”，而是对其进行终极的不可逆的处理。一旦被拒绝，永远被拒绝。对于假释或缓刑的囚犯来说，重返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重返监狱。缓刑监督官的职责不是帮助刑满释放人员更好地“回归社区”，而是为社区保驾护航，使其远离这种暂时放任的危险。“考虑被定罪的罪犯的利益，都会被视为站在公共利益的对立面。
- 向往秩序就是向往死亡，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不断破坏秩序的过程。
- 秩序的设立和推广意味着实施驱逐——把一种特殊的管理制度加诸将被驱逐的人，使他们屈服于这种制度，从而驱逐他们。另一方面，规范（任何规范，工作伦理只是其中之一）则间接地发挥着作用，使得驱逐看上去更像是自我边缘化。 今天穷人打破的社会规范——使他们“不正常”的规范，是消费能力规范而非就业规范。今天的穷人是“非消费者”，而非“失业者”。他们首先被定义38. 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没有履行最重要的社会责任——积极有效地购买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 克劳斯·奥费最近提出一个合乎逻辑又有生命力的主张，意在彻底解决目前的危机。这个解决方案的核心是“个人收入权利和实际收入能力脱钩”[插图]的构想。这是可以实现的，只需要改变一个视角，即从工作伦理决定的以雇佣劳动为中心，转变为人的地位和尊严决定的以基本权利、基本保障为中心。通过以税收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且废除经济审查和工作意愿评估的原则，通过逐步以需求原则取代等价原则，通过个人作为权利基础的原则，这种构想就能够切实推进。按照这些原则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造，就有可能把自由、平等、公正的福利国家价值观延续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充分就业的目标早已退出理想和现实的视野）。
- 把工作等同于有偿工作在历史上是男人的成就。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他们把自己的事业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让女人去从事其他所有必需的生活家务。由于这些工作看不到经济收益，所以就不再被看作是工作。
- 我们的时代并未阻止乌托邦的脚步，反而为其回归做好了准备。我们越是复述政治没有梦想的空间，就越是渴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与其说“乌托邦”，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不如说“泛托邦”(pan-topia)，无处不在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