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对于我而言，那是巍峨的泰山、香喷喷的煎饼卷大葱、肃然起敬的孔孟之乡。但是对于喜爱中国现代文学的读者而言，有一个地方让人熟悉无比，那就是莫言笔下魔幻与现实交织出的高密乡。用莫言自己的话来说，他所有的创作的灵感，都来自于他的故乡高密。他的亲人、乡亲、祖先，当然也包括他自己，都以各种不同的形象出现在小说中。当然艺术源自生活但必然高于生活，莫言用他的笔头把“超我”的部分从他熟悉的人中抽离出来，尝试在自己熟悉的舞台上演出人类的悲欢离合。

回到《檀香刑》这本书，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和许多红色经典文学如出一辙：洋人占我河山，欺我妻儿，狗官当道，官逼民反，最终一位典型的民间英雄，英勇就义。但是把这个俗套的皮囊剥开后，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莫言那颗赤诚之心。

说书人的执着

按照莫言对自己的评价，他小时候常常去集市听说书人讲故事，记下来后便将添油加醋后的故事讲给自己的家人听。我在《檀香刑》这本书中，也常常感觉有一位说书先生在我眼前侃侃而谈，书中写道猫腔戏班给孙丙送行：

某乃猫主孙丙是也，某早年习唱猫腔，带着戏班子走遍了四乡。余能唱大戏四十八出，演遍了古往今来。帝王将相。余到中年之后，口出狂言，得罪了高密知县。高密知县化装蒙面，将俺的胡须拔光，毁了俺的戏缘。俺将戏班子托付他人，回乡开了一家茶馆卖茶度日。某妻小桃红美貌贤惠，育有一男一女心肝儿郎。可恨那洋鬼子入侵中华，修铁道坏风水恁地猖狂。更有那小汉奸狗仗人势，抢男儿霸女子施恶逞强。某妻子大集上遭受凌辱，从此就晴天里打雷起了祸殃。某哭哭哭哭哭断了肝肠～～某狠狠狠狠狠破了胸腔～～

莫言以一种戏剧化的语言风格，生动的勾勒出了主角的身世、动机，特别是最后两段“哭哭哭哭，哭断了肝肠”，“狠狠狠狠，狠破了胸腔”，文字仿佛有了声音，说书先生讲到悲凉之处下意识的长吁短叹。莫言除了在语言描写上借鉴戏剧化的写作手法，在小说结构上也有意识的突出“说”的重要性。一头一尾，“凤头部”和“貂尾部”的标题充分的体验了这一点。

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丁恨声。

赵甲道白，眉娘诉说，孙丙说戏，小甲放歌，知县绝唱。

每一个章节标题都是角色在“说故事 ”，各自章节的内容更是以角色的第一人称视角讲故事，让读者能够在不同的角色之间来回穿梭，配合口语化的表达方式，让读者亲身感受角色的魅力。

战争与野蛮

要说檀香刑中最有话题性的章节，大概就是对酷刑入木三分的描写。在书中着重描写了种三酷刑：阎王闩、凌迟、檀香刑。 历史上孙丙的原型孙文是被当地官员斩杀，并没有这么夸张的实施酷刑。阎王闩和檀香刑则根本不存在于历史上，只是莫言自己精心设计的桥段。而历史上的凌迟酷刑百余刀就已经是极限了，根本不存在小说中描写的500刀级别。但是莫言之所以这样写，无法是借助文学为载体，编造极致的苦难来升华他笔下的角色。就如同耶稣蜕变一般，在痛苦的背后迎来升华，我们读者也能够透过莫言细腻的笔触共情这种痛苦，并且一窥这背后的疯狂。

行刑、观刑、受刑

如果要说谁对于中国人国民性最为批判，恐怕非鲁迅莫属。青年时期的鲁迅深受斩首行刑场面的震撼，他痛恨刑场下的看客，他一生的也致力于改造他看到的中国国民性。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对于中国国民性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的视角，比如对他影响颇大的《中国人气质》——这本书就出自在山东传教多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这种“通过酷刑来反思中国文化”的命题，由西方人带到中国，继而由中国的文坛先驱发扬光大，也就是“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在檀香刑中，莫言也继承了这个命题，将东方气质赋予酷刑这一极端的行为，尝试从观刑者身上挖掘值得反思的地方。

其实莫言在书中并没有将焦点只聚焦在“观刑”上，而是把行刑、观刑、受刑三种行为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的系统。但三种行为背后都隐藏着同样的一个驱动力——充满戏剧性的自我感动式表演。

身为刽子手的赵甲非但不以自己的身份为耻，而且以“大清第一刽子手”的名头自豪，在他自我的认知中酷刑是一门精湛的手艺，自己亦代表了皇权的门面。在这种“表演心态”下，赵甲能够在众目睽睽下坦然对囚犯施行惨绝人寰的酷刑。

身为受刑人的孙丙为了成为自己想象当中的精神图腾，宁愿搭上舍命救自己的同伴，也要留在牢狱中等待被执行酷刑。孙丙这种不合逻辑的决策思维正式由于自己内心的“表演心态”而铸就，一心要把自己演成一出戏却无视客观事实。

当孙丙被实施檀香刑，台下的看客又戏瘾大发，甚至搭上戏台唱猫腔，只为把孙丙唱进戏中，结果所有人被德国人屠戮。

无论是受刑人的血性，施刑人的自我陶醉，还是观刑人舍身取义，本质上都是一种出于“表演心态”而不顾客观事实的行动。在戏剧中莫言当然可以这样写，但依然能够从中看出莫言对这种表演心态的怀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