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勇，中年油腻胖子，原来只是一个生活所迫为牟利贩卖印度版格列卫的假药贩子，后来因目睹了CML病人的困窘良心发现，不图利益只为救人，最终被公安机关抓获——如果只是这么简单梗概《我不是药神》的故事，是很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套路且视角片面的电影。但它真正的意义不在被戏剧化的剧本里，而在于戏外余波——关于医疗体制的拷问。

《我不是药神》虽然有很多遗憾，但在审查制度森严壁立的今天，确实已经做到了戴着镣铐跳舞的极限了。该片激怒制药界人士的原因当然在于对药企标签式的丑化，但这样做正是因为真正的“反派”在审查制度下的不可说。因此在陆勇案和由此改编的《药神》上，我宁愿用更民粹一点的角度看。

陆勇案出现的意义不是鼓励和歌颂盗版，而在于让更多人——一般民众，制药界，监管机构——认识到：为什么有效药物已经出现了，还是不能惠及更多病人？陆勇卖的是假药，为什么病人还是选择相信并神化他？这部片子优点和缺点都来源于催生陆勇们的溃败的医保体制、官僚的审批制度，也是最应该责怪却最无法问责的一方。片中良心发现的程勇不是药神，现实中的陆勇也不是药神，药企却也不是药神，片中屡次出现的上帝和神佛意象仿佛在暗示那个悖论：为何上帝看似已经出现，却仍然保持沉默而不去拯救那些有难的人们？

是的是的，原研新药价格高启确实是由药物研发本身高昂的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决定的，动辄数亿的资金投入，可能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的临床研究周期，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有极高的失败几率，注定了药企需要通过专利保护和销售价格来收回成本以维持，药企不是唯利是图的吸血虫，药品管理法规定没有经过CFDA批准上市的药不管是不是和原研生物等效都是假药——我们每一个做药的当然都知道这些，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但每一句话对于病人都没屁用。每年制药界都在为重磅炸弹，突破性疗法认证而喝彩，每一个药企的官网都写着“我们以人类的健康为己任”，每一个药学人都在说自己拥有的使命感，但是在医保体系严重失败的中国，患者能用制药界的使命感治病吗？如果一个重磅新药只能让极少部分有经济能力的患者受益，这个药就是治的了病，救不了命。正是由于这个问题当下在制度层面的无解，病人们才会将陆勇看作一个救世的超级英雄。服用假药的患者群体在今天依然大量存在，制药界在为奥希替尼优异的临床表现和CFDA加速审批喝彩时，仍有绝望的肺癌病人因为无力负担每个月六七万元的费用，选择自己购买原料药，用简陋的电子天平称量后装进胶囊里服用，试图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这也是我对制药界人士仅仅把炮火集中在《药神》歌颂盗版感到嗤之以鼻的原因：面对那样一群身体和金钱都被疾病榨干的患者，难道要和他们说“为了药物研发的未来和更多患者的未来你去吃正版的原研药不要吃印度盗版药”吗？医保系统的缺陷和审查制度对问题曝光的阻碍，你们有没有勇气坦坦荡荡的说出来呢？《药神》和制药界对《药神》简单粗暴的批评都是把一个极度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但前者如果说是为了戏剧性和规避审查风险，后者的思维模式看似理性，但丝毫体现不出对问题本质的反思和对病患的共情。

趁着《我不是药神》的热度，想给更多人推荐《每分钟120击》，由于创作自由的原因，BPM120的前半部分对当时苦于没有药物治疗的艾滋病人群体及他们对政府、制药界的观点有更为浸入式和多元化的展示。巴黎的艾滋病人们联合起来，对政府在公共防疫上的失职表示抗议，对药企的定价和研发进度表示不满，他们用假血袋袭击制药公司的总部，手拉手躺在巴黎大街上，让血红色染红塞纳河水，这是有革命传统的法国人表达自己对生命渴望的方式。

而在中国有相似处境的病人要想这样公开而激烈地发出声音是绝不被体制容许的。如果说法国的艾滋病人们是“宁鸣而死”，中国的病人们则是“苟且偷生”，用种种地下手段勉强维持生命，还要躲避政府的追查，杀死癌症病人的不仅是身体的疾病，还有“穷病”和“默病”。如果没有陆勇案的曝光，很难想象格列卫能加速进入医保，癌症病人有药治却吃不起的窘境也难以收获更多人的关注。

病人们想要获得药物，陆勇们想赚钱，药企也要赚钱，谁都有自己的立场，世界上本没有药神，谁也别神化自己，一切进步都是在发声和博弈中一点点取得的。还记得当时看完《每分钟120击》的时候写过一句话：ACT UP为病人争取权益和制药公司坚持医学伦理（虽然并不尽然）都没有错，但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人站出来，say something and do some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