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读后感

 如书名所示，本书详细分析了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三种对象出现的过程和相互关系。首先，作者认为自近代以来，人们对工作意义的理解有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工作是由每个作坊的工匠完成，这些工匠自给自足，工作的动力大多是出自个人的发展需求。随着工业的发展，大型工厂出现了，为了获得更多劳动力，社会学家们发明了“工作伦理”的概念。“工作伦理”向人们灌输工作的高尚性，勤奋工作的工人备受尊敬，而不愿工作的人最终将处境凄惨；于是在第二阶段，工匠变成了工人，而工人的工作内容已经与个人无关。随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工作的意义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不需要“工作伦理”也“自愿”工作，以获得报酬进行消费，然而工厂的效益却不再与工人数量绑定，而与消费者的消费能力绑定，人们将这一阶段的社会称为：消费主义社会或消费者社会。”新穷人“这个概念也随之出现，它首先指代那些因为失业或者收入微薄而失去消费能力的人群，但广义来说，它涵盖了所有脱离于消费主义社会秩序之外的异类。

 在阅读过程中，我时常感叹“工作伦理”和“消费主义”这两个概念的优雅和完备。近些年的生活让我愈发意识到自己对理性，秩序与效率的渴望，以至于我时常幻想这样一种乌托邦，那里存在一种凌驾于一切法律与伦理之上的规则，在这一规则下，所有个体都相信自己在做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所有个体的选择也推动着全局的优化，没有人需要牺牲，也没有人得到特权，规则确保了任何语境下的公平 。在我有限的信息范围内，我曾一度以为“去中心化”和”开源精神“是现存的最接近这个乌托邦的设计，但它们的适用范围仍很有限。直到作者娓娓道来“工作伦理”的发展，我才意识到原来二百多年前就已经存在更接近也更普世的设计。

 作者提出，“工作伦理”最初是雇主为了合理化对劳动力的征用而创造出来的，当时生产资料已经集中，工匠与工作之间的亲密关系被瓦解，而工厂又迫切需要大量劳动力来提高生产效率，让工人自发地为不属于自己的事业而工作便是”工作伦理“试图实现的目标。从此，”工作伦理”便如同思想钢印一般深植于每个工人的脑中，工作是高尚的，拒绝工作是堕落的，即使没有或只有微薄的报酬，人们也必须工作。为了深化这一印象，这一阶段的系统设计者们还发明了“福利国家”和“救济院”的制度。“福利国家”要求，社会必须无差别的为所有人提供福利保障，而不得限制最低收入门槛。这一制度固然保障了工人的尊严，但它更本质的目的则是确保劳动力的质量不会因为短暂的失业而降低，确保任何时候工人都可以立刻重回工作岗位。同时，社会通过设立“救济院”以渲染不工作的恐怖下场，从而离间接受工作的工人与拒绝工作的穷人，进一步提高工人对于工作的优越感。

 在近一百年的历史里，”工作伦理“代代相传，确保了社会经济的运转。它的设计诚然已经十分精简，但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社会仍然需要付出发放福利和救济穷人的代价。随着生产自动化的革新，劳动力趋向饱和，雇主盈利的方式转变为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世界迎来了一个消费为王的时代，“工作伦理”被淘汰，而它的取代者叫“消费主义”。显而易见，“消费主义”将另一个观念植入人心：工作是消费的手段。

 如果说“工作伦理”依然存在一些反人性的缺陷，比如工人工作更多是出于道德约束而非个人意志，那么“消费主义”则完全优化了这一点。人类天性中对美学与选择的偏爱，让工人发自内心的相信，是自己在掌控着人生，是自己选择了工作。人们自发地将社会地位与消费水平联系起来，谁能消费更多的美学体验，谁就拥有更高的自尊。市场的诱惑纷繁复杂，工人消费的欲望往往在被实现的那一刻就被刷新。欲望永无止境，“消费主义”的车轮滚滚向前。在制造欲望的同时，“消费主义”也改写了人们的道德认知。在“工作伦理”盛行的时代，人们或许还会对穷人产生道德怜悯，而在“消费主义”时代，暂时幸免于贫穷的工人则倾向于认为，穷人的悲惨境遇是源于他们无能的选择。书中对此提供了这样的例子：进入消费者社会以后，一些原本受益于“福利国家”的选民自发投票废除了这一制度，因为他们排斥国家福利这类”被分配”的物品，而更中意于商业保险这类“被自己选择”的商品。对此，雇主当然乐见其成，随着全球失业率的上升与工作不断向廉价劳动力国家外包趋势的流行，“灵活就业“的压力被转移到工人身上，并披上“自主选择”的外衣。

 如今，工作仍然是大多数人生存的源泉，却不应是生命意义的源泉。雇员与雇主，雇员之间以及雇员与工作场所，不再存在承诺或忠诚，认同或士气。对工作投射感情的工人，必将在下一轮裁员的浪潮中受到更多的伤害。然而，工作如此无情，却又如此巨大地影响着每个个体。我们的生活完全围绕着工作展开，我们的居住环境，社交对象与个人形象与工作内容密不可分。我们如此了然自身的困境，却常常难以自持地与“使命感”产生共鸣。矛盾与焦虑交织并亟须被消解，而这就成了“消费主义”时代下”新穷人“最重要的作用：具象化秩序之内的群体对于失控的想象，并吸纳群体的恐惧与焦虑。“新穷人”虽然失去了消费能力，也不再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力后备军，但他们仍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最后，当我们重新观察了“工作”这一不断迭代的完美系统，我们该做些什么？以我的理解，作者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方法，而是提出了一种开放的想象，实现这种想象的前提之一便是放弃对“秩序”的依赖。作者多次借他人之口精准地批判了我曾经对于秩序乌托邦的幻想：

 ”......渴望把人类世界变成一个无机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完美运行，按部就班，服从于一个超越个体的系统。然而，向往秩序就是向往死亡，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不断破坏秩序的过程......对秩序的渴望是一种堂皇的托辞，是强烈厌世的借口。” （米兰·昆德拉，1976）

 “......现实如同鸡蛋一般饱满，让人几乎无法摆脱它的约束。我们相信它们是永恒的，直到它们被历史抹去......在伯里克利的希腊或凯撒的罗马，没有奴隶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在波舒哀的时代，非君主制的世界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怎么能肯定，不被市场奴役的经济是不现实的？不平等的加剧是无法阻止的？“ （罗歇-波尔·德鲁瓦，1997）

 “......从我对底层社会和对穷人的报道中，我深刻认识到，把他们统一化是理解他们的敌人。笼统地概括‘底层阶级’......或‘受害者’......或贫穷’几乎被消灭‘.....或说政府‘是问题所在’，都是危险的。从3万英尺的高空俯视，所有人都和蚂蚁无异。” （肯·奥莱塔，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