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法庭似乎已经中了它所痛斥的巫咒。”

十五世纪末，一场旷日持久的猎巫运动开始如瘟疫般肆虐欧洲多国。致使事件发酵的因素有很多：王权的加强使统治者迫切需要听到服从的声音；教派林立的局面造成信仰观念的诸多差异；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使曾经作为宗教美德的“贫穷”成为矛盾对立的导火索。人们在动荡时局中企图为接连不断的战争、疫病、灾害等诸多不幸寻找解释，而兼具模糊性与威胁性的“巫术”便成了鲜红醒目的靶心。

这场巫术镇压运动的受害者大多是女性。究其起因，远有宗教神学由来已久的厌女传统，近有天主教修士兼宗教裁判官克雷默（Heinrich Kramer）与司布伦格（Jacob Sprenger）于1486年写就的“权威猎巫指南”《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此书既是一本集理论阐述、鉴巫方法与审判程序于一身的实用手册，又强化了教会文本中形成的特定女性形象（常与原罪、魔鬼等概念相关）：女性的欲望与轻信使她们更容易被邪恶力量摆布，从而更易参加巫术活动。也正是因此，在现当代女性主义话语中，女巫形象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A lithograph of a witch trial in Salem, Massachusetts.George H. Walker / Bettmann Archive
在大洋彼岸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也曾发生过类似的猎巫事件。彼时已是十七世纪末，欧洲的猎巫高潮几近平息。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内，各村镇能叫得上名字的“巫师”就多达144至185名；55人承认自己实施巫术，14名女性、5名男性与2条狗被执行死刑；还有一些人死在监狱，或者因入狱而遭受不可逆转的生理与心理伤害。

被指控者中男女占比同样差距悬殊，且无论是书中“witch”一词的选用，还是其对欧洲猎巫历史的回顾，都凸显着女性在事件中承受的普遍而荒谬的恶意。不过作者却意图强调，我们不应仅仅从性别维度看待猎巫运动。或许非虚构写作的形式本身也是她力求从多元视角呈现事件细节与全貌的一种尝试。

- 愤怒与共情 -

塞勒姆事件与早前爆发于欧洲的猎巫运动有颇多共同点，同时也不乏特殊性。

首先，当欧洲猎巫高潮逐渐平息，马萨诸塞移民却由于“信仰和严格受控制的新闻环境”而与外界隔绝，信息闭塞，自然也无从接触到那些驳斥巫术有罪的言论。其次，如作者希夫所言，当时人们普遍热衷逻辑和因果，但由于缺乏医学、生理学等知识储备，其思维时常介于理性与迷信之间，而宗教则成了这两者的折中。另外，清教徒社区以自我观察与全民监督为敬神虔信的表现，而对法国与印第安人入侵的恐惧则更强化了人际关系中积攒的紧张与戒备。

塞勒姆事件发生在1692年。对于我们而言，这个年份或许陌生得容不下任何共情和想象。然而作者却试着说明，三百多年前漂洋过海来到北美追求纯洁信仰的清教徒们与如今“自动化、透明化、不断程序化”的现代世界之间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遥远。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也和那些塞勒姆村民一样，可能会落入一时难以解释的境况，会冲动地赞成某些虚妄的想法，会混淆私人恩怨与公共纷争的界限，也会在不可违抗的强力之下说出违心的话。

在此基础上，作者便以时间顺序展开了叙述。我们得知，故事涉及的细节来自于尚有记录可寻的证词、诉状、供状、请愿书及死刑执行令，而这些文本的主笔人相信或至少意图说明巫术真实存在；许多法庭记录员的工作产出甚至常常是任意取舍、添油加醋的结果。与他们相反，本书作者清楚地知道，巫术审判所涉及到的各种指控，包括女巫飞行、动物化身、撒旦集会等，都只是人为构造的内容。但在叙述过程中，作者的学者身份却常常暂时隐匿，与事件的绝对距离消解为零，一系列主观的讲述被偷换为事实本身，种种怪象脱离了引号的限制，成了某种不可辩驳的“真实”的一部分。

进展蹊跷的法庭审讯，无一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读者来说，阅读大段被冠以真实之名的巫术传说情节简直成为了一种折磨。那些叙述将我们推向一种临场的迫近感，让我们困惑、厌倦，甚至愤怒。但抛开科学发展水平对人们世界观的颠覆性影响，这些负面情绪和塞满头脑的“为什么”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增进了读者对三百年前事件亲历者的共情？当然，我们终究无法设想一个被指控者（甚至只是置身其中的虔信村民）身处人人自危的控告旋涡之中时最真实切近的恐惧。

- 性别与权力 -

事件从头到尾出奇混乱，其中的逻辑却很简单。你不知道谁是巫师，也不知道谁在说谎；指控别人好过被人指控；若被指控，最好招供，以免于一死。这种乱象看起来是一种由于群体性无知导致的惨绝人寰的闹剧，但不可忽视的是，结构性问题在这里同样凸显：社会地位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方面，不同身份的人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一位绅士是不会遭受鞭刑的，除非罪行特别严重；犯罪的主人和从犯仆人也有不同量刑”；社会地位较高、较为富裕者甚至得以从狱中逃脱。而对于没有能力逃走的人，存活的唯一可能就是承认罪行。

另一方面，上层权威人士牢牢掌控着这间“漆黑斗室”的门锁。他们一心想要向英国王室证明殖民地新政府的合法性，并坚信自己是新政府的保护者。这些人往往受过高等教育，却对批评与异见毫无容忍之力，其中一些还热爱写作，著述繁多。他们不仅在极大程度上主观判断、解释并控制着事件进程，而且还拥有在一切平息后按照自己的喜好与利益重构事件，或是借由职权修改或销毁一手资料以“篡改记忆”的权力。

作者曾说，她很想知道那些在法庭上作证，称自己被巫术“伤害”的女孩子究竟处于怎样的心境，因为如今所能读到的都是男性公务人员令人心怀疑虑的记录，想要了解女孩们的行事动机只能凭借推断。我们只知道，她们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灵魂被密切监督和日常审查”，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却又偏偏天生感情充沛、敏感细腻。牢笼般的日常生活与充满昏暗住宅的焦虑氛围可能使她们渴望逃脱与释放，希求获得更多自由与爱护，于是身体便替她们诉说了心声。女孩们从束缚中逃离的尝试将她们从常年压抑的失语状态带到众人瞩目的话语中心，但为了维系这场游戏，她们只能不断输出从成人世界中吸纳的东西，或是被成年人利用，道出他人的一己私欲。

女孩们的境遇有着双重意义：权力地位与性别关系导致的失衡在此重合。尽管作者并没有花费笔墨着重讨论性别问题，这部作品本身仍是一次书写历史中女性经验的宝贵尝试，从诸多方面呈现了17世纪末北美殖民地清教社区中女性的生活样态。让人印象颇深的是，因“契约学徒”传统而被送到别人家当仆人的女孩子常会受到男主人、男仆、男访客的性侵犯；男村民性侵有夫之妇也是常有的事，而在1692年，“女幽灵经常上床骚扰男人”。作者不无讽刺地说，这与可见世界中的情况恰好相反。

在审判中，我们无从得知被指控者真实的话语与心理体验。他们的辩驳无意义，前进后退都是屈辱和恐惧的深渊；猎巫结束后，他们哪怕幸存，亦难以恢复到一切尚未发生的自然状态，可能仍然被看不见的阴影所折磨着，而记录的纸笔掌握在权威人士的手中。被指控者从未有过主体性，法官、陪审团、记录员等似乎从最初就默认某种“客观事实”的存在，被指控者的任何表现都能立刻落入其脑中已存的判断体系，因为那个体系充满偏见的翳障，看上去却无懈可击，包罗万象，且始终站在信仰和正义的一边。

几乎是以同样荒谬的逻辑，对女性进行侵犯的男性时常声明着自己的无辜与女性的蓄意引诱，十七世纪如是，二十一世纪亦然。在拒绝与同意、抵抗和顺从之间，便出现了两性解释权完全失衡的公共视野之盲区。另外，审巫案被告的服从与招供会成为引发更大规模指控与调查的扳机；而当权力/性别关系中被压迫的一方经由认知失调的挣扎，走向自我规训，甚至为压迫方开脱，问题就更加难解。

- 照妖镜 -

阅读的焦灼到了最后两章终于得以缓解，一连串“为什么”或多或少得到了解释，但那种豁然开朗与其说是愉悦，不如说是宽慰与忧虑的混合。事件中众多叫人引以为戒的环节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间还会反复出现。我们不难从自己亲历或知晓的诸多事件中找到可供类比的历史片段——从三十年代的苏联到麦卡锡主义，从种种悲剧性的群体事件到今天仍困扰着多国的新冠疫情：女孩们的症状让人联想起疫情期间一些健康人因为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产生的强烈病感。哪怕在平时，心身疾病也并不罕见。比起症状本身，探寻它们的产生背景与诱因或许更加重要。

回看欧洲，巫术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逐渐衰落。而在十八、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者重新从民间文化中汲取养分，又使巫术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恢复了部分光彩，而与魔鬼契约、撒旦舞会等母题亦在后世被普遍采用，在与其他情节元素的结合中获得新意，同时又反过来参与我们对历史事件的重新审视。

此外，女巫男觋的形象也逐渐从宗教历史上与侮辱、杀戮相联系的语境中走了出来，衍生出更加多元的含义。就塞勒姆来说，受害者陆续被平反，但直至三百年后，所有人才终获清白。如今，巫师成为了小镇开发地方文旅产业的文化商标（尽管猎巫事件实际所在的塞勒姆村早已在十八世纪从塞勒姆镇独立出来，更名为丹弗斯）。人们不禁思考，这种将巫术符号娱乐化、商业化的处理是否对历史及逝者缺乏应有的尊重。

不过符号终究是符号，它们更像是镜子，不断被赋义，但始终以映出人性为使命。就像《大师与玛格丽特》中，魔王沃兰德带着随从来到莫斯科，乍看是在作恶，其实不过是完成了对丑恶人性的试验与惩戒。而玛格丽特与沃兰德签下契约，涂了油膏去参加撒旦舞会，行女巫之事，目的却是纯洁和崇高的——她只愿不惜一切代价救回心爱的人。

最后，若将塞勒姆这场猎巫运动抽丝剥茧看个究竟，单是“巫术”这个概念本身就已经被赋予了太多边界模糊的解读，多到让它几乎成了一个庞大而可怖的空壳，足以容纳一切恐惧、怨怼、压抑已久的欲望或无法言说的嫌恶，任何推力都可能使矛盾一触即发。

我们甚至不再需要紧抓这个“巫”字不放，因为这外壳可以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改换成任意的样子，而事情的关键不在于此。权威人士固执妄为，司法程序毫无道理，而百姓们也不能说是无辜受害，毕竟正是他们在控告着周围的人。如作者所言：“巫术提供了一种根除所有恶意的手段。人们无法起诉受挫的意志或扭曲的自我。但是，人们可以通过讲述死去的动物和跳舞的干草来刺激法庭。”于是邻居甲举报邻居乙，丈夫举报妻子，孩子举报父母，最后是一片狼藉：极端的正确变成极端的错误，对权力的依附伪装成信仰，天主与恶魔的面貌逐渐合而为一。

巫术是“照妖镜”，照出别人，也照出取用镜子的人自己。

The trial of Martha Corey (wikicommons)

注：部分内容经修改增删，另成一文，首发于界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