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老师提到Capa，下课就在市立图书馆借到Capa connu et inconnu，一开始看就发现写的很实在，可爱的小料像碎屑般纷纷抖落诱人阅读。把摄影动作比作士兵射击的著名“美国”摄影师Robert Capa其实起初不过是匈牙利人Endre Erno Friedmann及其亡妻Gerda Taro为了照片好卖共同打造的新闻“品牌”。

          一直到二十年代初，照相机的感光材料还是很不便捷的干板，因此拍出的照片多互相孤立，无法形成连续表意的系列，所以新闻还是主要通过文字报道。1923年，Oskar Barnack在韦茨拉尔发明了使用35mm宽的电影胶卷的相机——Leica。1925年开始Leica投放市场。相对轻巧、有利抓拍的Leica于是成为当时新闻摄影精英不可或缺的配备。它进光充足的光学部件，加上曝光时间缩减到千分之一秒的快门，让以运动中的人物为对象的叙事性照片大量涌现。通过排列和衔接，照片凭着人多势重夺回了自己讲故事的权利。

         匈牙利人Stefan Lorant在德国兴起了插图刊物热潮。1928年他担任《慕尼黑画报》（Muenchner Illustrierte Presse）主编。法国的Regards杂志主编Falus，原名Pal Aranyossy，也是个匈牙利人。数不胜数的新闻社也在刊物和摄影师之间牵线搭桥，而其中的佼佼者Keystone、Dephot、Rapho也都是匈牙利人。二十世纪上半叶，摄影几乎为匈牙利一国专攻，堪为奇观。当时摄影界门槛很低，不需要任何特殊培训或者工作资历，图像无国界也剔除了语言障碍的因素，很多因为政治动乱被迫流亡的中欧和东欧人加入这项前景大好的职业。
Endre Erno Friedmann就是其中一分子。他出生在不信教的犹太小市民家庭，父母在闹市开时装店。他的父亲风度翩翩，会说几国语言，却好赌不知悔改，常欠一屁股债，强势的中流砥柱孩子他妈就要收拾烂摊。1931年Endre十七岁的时候，参加左派学生运动抗议Miklos Horthy将军的保守政府，某天夜里被抓。还好警察局长夫人常去他们家店里买衣服，第二天Endre就被释放，不过必须即刻出国。当然，反正如果继续呆在匈牙利也没戏，即使没有这次的“刁民”记录，当时的反犹太专政也是年轻人发展的一大阻碍。他考试结束后，花了三个星期，游历维也纳、布尔诺、布拉格、德累斯顿，或火车、或搭车、或徒步，向各地的犹太人互助协会求助，一路坎坷到达柏林。因为又爱政治又爱文学，他进入德意志高等政治学院读新闻。因为全球经济衰退，父母不再给他寄钱。他饿到偷女房东家的狗食，加上德语太蹩脚，只好退学，通过童年玩伴介绍，在一家叫Degephot的新闻摄影社找到跑腿的活。摄影学徒阶段，因为社里缺人，Friedmann就被派去哥本哈根拍Troski给丹麦学生做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讲座。Troski很怕斯大林的刺客，总觉得照相机暗盒里会藏着一只左轮手枪。Endre Friedmann偷偷带着Leica来到会场。一月后这篇流亡革命者的报导被登载在世界镜刊（Welt Spiegel）上，署名Friedmann-Degephot。一战成名，接下来又陆续有些成功作品，可惜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号升任总理，Friedmann在朋友建议下匆匆逃向维也纳，回匈牙利，同年秋天辗转来到巴黎。当时已经是摄影大师的同胞André Kertész和夫人Erzsebet Scly帮他很多，除了教Friedmann完善摄影技术外，还把他推荐给当时新闻界的大人物，比如Vu杂志的主编Lucien Vogel。Kertész在祖国就已经学过摄影，这在流离国外的匈牙利人中很少有。Friedmann还和Henri Cartier-Bresson以及绰号Chim的David Szymin组团“三剑客”，常常在咖啡厅一坐几个小时谈论政治和摄影。

       Gerda Taro原名Gerda Pohorylle，是有波兰血统的迷人犹太女性，在巴黎一家新闻社当助理。她1910年出生于斯图加特，比Friedmann大三岁。Taro的假名取自她巴黎的友人，年轻的日本雕塑家Taro Okamoto。有趣的是，据说她同时又得意于Gerda Taro合起来有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的谐音，美人对名美人永远是羡慕嫉妒恨，颠扑不破，亘古不变。

       1934年9月，Friedmann约见在巴黎露天咖啡座La Coupole结识的摄影女模Ruth Cerf，后者不愿单刀赴会，于是叫上了好朋友Gerda。Gerda乐于看到Friedmann的乐天和真情流露，而她的碧眼巴掌脸衬映染红的金发电力十足，也令Friedmann深深着迷。在戛纳旁的圣玛格丽特群岛帐篷下一起度过的时光让他们决定共同生活。她靠速记打字为他敲下照片背后的故事细节；他则教她完善已有功底的摄影技艺。

       为了面包，Friedmann常常处于等活的状态，来者不拒。不过即使这样照片还是不好卖。1936年春，两人一起耍了个花招。就好像《阿基里斯和龟》里那个肥肥的艺术品鉴别师编造个早夭天才画家神秘故事就把某幅失败画作高价卖给真知寿的傻富爸爸一样，Gerda开始给各编辑部推荐一位名叫Robert Capa的传奇美国摄影师的照片，编辑们纷纷上钩。她编故事，他拍照，子虚乌有的大师风生水起。当时的反犹太气氛也是让他们做出这一选择的可能原因之一。Friedmann受到美国大导演Frank Capra的启发，加上儿时绰号“鲨鱼”匈牙利语拼出来刚好是Capa，便凑成这个姓；Robert则来自嘉宝的银幕情侣罗伯•泰勒（Robert Taylor）。

       西班牙内战，他持Leica，她拿Rolleiflex，时而互换，署名Capa。Capa有事回巴黎时，驻守的Gerda不再满足于这种匿名合作，开始自己的独立摄影事业。1937年6月25日，Gerda受Ce Soir报之托，跟拍布鲁内特战斗。眼看暴动者逐渐占据村庄，她登上Walter将军的车边踏板准备撤离，突然车和护卫车相撞，事故中她几近切腹，虽然紧急送医，第二天便过世。

       这起悲剧在法国引起很大轰动，法国共产党把这位第一个死在战场的女摄影师歌颂成反法西斯女英雄，可是她实际上只是在事故中被一辆共和党小车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