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认为这本书比较吸引我的一些地方：

（一）为什么说性取向的分类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

当我们谈到性取向是一种社会建构的时候，主流群体似乎会把这个观点等同为一种“本质主义”的对立面，或者说“后天形成的”，因而是“可以改变的”。但建构主义未必完全是“后天形成”。它指的是同性恋、异性恋的身份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以“同性恋”的身份为例，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男人会因为鸡奸被判罪，但他不会被认为是一位同性恋者。福柯对此的解释是，19世纪的同性恋变成了一种角色、一种过去、一个个案史、一种生活类型，但绝不是一种身份。 同性恋的标签最初是19世纪匈牙利人Karl Kertbney提出，后来被德国精神病学家Krafft Ebing在《性变态》中用于描述同性的性取向，这也使得“同性恋”这个标签被附上了一种病理化的色彩。而随后围绕性展开的话语通过科学与伪科学的规范被创造出来，并在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行为之间划分一个界限：异性恋的、婚内的、一夫一妻的、生殖性的、非商业的是正常、自然且美好的性；任何违反这些规范的性行为则是“不道德的”“不自然的”。它可以是同性恋的、非婚的、滥交的、商业性的，也可以是自慰的、包含性玩具的。福柯指出，“同性恋者”及其其他性类别的在西方近代社会的发生史，就是权力的策略从强调性行为转变为强调个体的反映：在自然与非自然的对立中，性经验被划分为正常的和反常的身份。19世纪性倒错、心理雌雄同体的概念，一方面使得对于“变态”领域的社会控制成为一种可能，另一方面也使得“颠倒”的话语成为可能：同性恋开始代表其自身说话，要求承认其自身的合法性或者“天然性”，并往往使用相同的词汇。在20世纪初到70年代中期，同性恋的性欲望被医学定义为一种特殊取向和个人身份的表现，同性恋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开始被建构起来。

（二）gender建构纵然具有生理基础，但同时也具有社会建构性。

二元性别到底有什么不足？一方面间性人作为一种独立的性别身份，其生理特征比如XXY、XXX、XYY染色体、雄激素不敏综合征，本身就挑战了男-女二元性别框架，无法强硬的在男-女之间二选一。另一方面，从性别的生物学概念过渡到社会概念，或者说，“男性”和“女性”的生物学定义过渡到社会定义，加剧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甚至是性取向的二元分化——男性-女性、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异性恋-同性恋，并造成了生理性别与性别角色的捆绑，将性别的社会化差异粉饰为一种生物构造的天然差异。Gender的存在纵然具有一定的生理基础，但同时也有社会建构的作用。对于一个儿童来说，ta的性别社会化历程从一出生按照生殖器官被指派相应的生理性别时就已经开始了。随后通过命名、着装等性别符号的使用，性分类成为了一种社会身份。巴特勒认为，没有人生来就是某种性别，相反，我们是学着去做某种性别的。异性恋化的性别是没有原型的模仿，它制造了原型的概念本身，而这种原型又是模仿本身的结果。

（三）性别中立语言vs.性别包容语言 我们该如何选择？

性别中立指的是所有的性别都是平等的，而性别包容则强调在某些语境下，不同性别具有显著的差异。书中谈到，在某些情况下，性别中立语言更好，比如跟工作有关的语境。主流社会往往默认“男性并不适合照料的工作”，而“女性不适合开车”、“不适合参加危险的工作”，所以常常会使用男护士、女司机、女警察这种有性别意味的词汇强化刻板印象。这个时候，性别中立语言，像“护士”“司机”“警察”（在英语中用firefighter替代fireman，用letter carrier替代mailman）是更可取的。而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跟性少数群体有关的卫生保健，女同性恋更关注的是乳腺癌的防治，而男同性恋则更关注HIV的预防和治理，跨性别群体则更关注性别肯定所需的医疗资源，性别包容语言更可取。我们需要警惕一种所谓性别包容假象，它宣称包含了一切性别，却把另外一部分群体排除在外，比如谈到男女就不可避免的抛弃了那些二元性别框架之外的群体，尤其是跨性别和间性别群体。在汉语中，我们常常会听到“男女平等”，这就是一种“宣称的性别包容语言”，因为它有系统的把跨性别群体、间性人群体排除出去，而仅仅指的是顺性别男和顺性别女的平等，有时甚至也不包括残障群体、低收入群体、其他民族。这种说法默认了男性排在第一位，女性排在第二位，于是享有特权的群体，便被含蓄的赋予了优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