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动物本能和意识形态构筑的生物，人的良知和意识形态要求的残暴会相互倾轧，指挥官霍斯在目睹母亲和孩子走过“农院里鲜花开满枝头的果树”迈向死亡产生感情困扰时，他的解决做法是：骑上快马飞奔一阵，或是喝上几杯酒。在奥斯维辛，充斥着谋杀、偷盗和背叛的地方，党卫军军官依然会爱上被意识形态视为低贱的犹太人。

许多女人，特别是年轻女孩在被送进毒气室前，请求不要把他们的头发剪得太短，而她们不知道自己过几分钟就要死了。在集中营生活了五个月的女孩，仍然会被哄骗进毒气室而不知道它的真实用途，焚尸场窗台上的花——让纳粹的屠杀过程超越了单纯的暴行，直到今天，这里头所蕴含的深刻嘲讽在所谓的“文明”世界里无出其右。

奥斯维辛的荒诞在于，前一天你过着正常人生，吃饭，上课，看电影，突然被装进火车运往集中营，几个小时后赤裸着被人拉出来被子弹射进乳房和下体。3000人从到达车站、交出物品、脱去衣服，到全部被杀死，只需要不到两小时的时间。“等到一切工作都做完，我们把她们从毒气室抬出来准备焚烧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在想，这是个美丽的夜晚，（有）好多星星，那么安静……3000个人死了，什么都没变，星星还在原来的位置。”

人类如同根据温度而改变的物质，就像水只有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才是水，在其他温度下会变成蒸汽或冰，人类在极其迥异的环境下也会变成不同的人。政治则像是失去了感识的动物，纳粹之前的许多盟友现在都意识到自己支持的不再是将要获胜的一方，他们曾帮助纳粹迫害犹太人，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对自己有好处，现在情况变了，他们开始拒绝推行反犹政策。他们的转变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出于道德上的觉醒。

20世纪的技术手段不仅使被战争夺去性命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也让实施杀戮的凶手承受的心理负担和伤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毒气室和轰炸机在行凶者和他们的杀戮行为之间制造距离感，“仿佛在电子游戏里打仗”。

偏见可以迅速地深入人心，只要它融于一整套充满吸引力的价值理念中。在民族主义的教育和从众带来的安全感中，反犹太主义被刻入了民众心中，这是历史上所有大规模运动均有的遗毒，当一个政权崩塌，它治下的民众仍然带着强权所带来的的烙印，这些思想不会在某个大历史上的时间节点突然消失，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死了，民众的思想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性侵犯，在战争中这微观的侵略和暴力更为显著。在隔离区，性成为宝贵的商品，而在奥斯维辛妓院，妓女是被嫉妒的特权者，苏联士兵解放柏林时，发生了至少几十万起强奸事件，有时妇女会被活活掐死。奥斯维辛女犯更加悲惨的经历——她们先是在集中营里忍受种种虐待，后来又被解放她们的人强奸——让这段历史的面目比之前更加可憎。

苏联对待被俘同胞的态度，以及盟军以“易燃程度”作为筛选空袭城市的指标，说明战争中没有正义与邪恶之分。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对奥斯维辛一百多万名犯人的杀戮可以与盟军对德国的轰炸相提并论。这种比较让我们从直觉上就感到厌恶，而关于盟军轰炸德国城市与纳粹灭绝犹太人之间区别，举例来说，只要德国领导人投降，轰炸就会立即停止，而对犹太人的灭绝则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一项政策；盟军轰炸的对象不是德国某个特定的人群，而纳粹迫害的对象则是帝国内部一个特定群体；盟军想要摧毁的是城镇里的设施和建筑，而不是德国人；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在时间上先于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因此用盟军的轰炸来为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辩护根本不成立；最后，把讲求实效的盟军战略规划者与希特勒、海德里希和艾希曼这些狂热的反犹主义者相提并论，无疑十分荒唐。除了以上这些区别，还有一个非专业人士最爱使用的论点：“是德国人先挑起来的，是他们先炸了英国的城市，然后英国人才轰炸了柏林。”但其实它是所有论点里最无力的一个，我们很难单纯因为敌人先做出某个举动，就证明后来采取相同行动的一方是合理的。根据这些原因可以看出这两个行动在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但在霍斯和其他许多纳粹分子看来，二者有着相同的性质，轰炸和毒杀只不过是杀死敌人的两种不同方式。这也就意味着，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置霍斯，无论他是否如斯坦尼斯瓦夫·汉茨希望的那样，被“关在笼子里”游街示众，他都不会真的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事实上，霍斯在登上绞架的过程中很可能在想：“我并不是因为自己有罪才死的，而是因为我们输掉了战争。我是作为一个被误解的人而死的。”说到底，这也是为什么霍斯这个看起来如此普通的人，实际上却非常可怕。

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大多数人没有遭到任何处罚，而集中营里的大多数犯人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之后，却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非但如此，很多人在战争结束后还遭受到更多的偏见和伤害。这样的结论自然会让人感到不快。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大多数曾在奥斯维辛遭受折磨的人，似乎再也无法找到精神层面上的慰藉或救赎。奥斯维辛没有上帝。那里的条件太可怕了，上帝决定不去那里。我们根本不会祈祷，因为我们知道根本无济于事。很多幸存者都成了无神论者，他们无法再相信上帝，当一个人认为主宰命运的是完全不受个人控制的偶然因素时，他很难再有任何宗教信仰。

用不了多久，最后一批奥斯维辛幸存者和最后一批奥斯维辛行凶者都将追随那些集中营受害者而去。届时，世界上将不再有任何活着的奥斯维辛亲历者。等那一天到来，这段历史将有可能变成又一段遥远的过去，变成许许多多可怕的历史事件中的一个。在奥斯维辛之前也发生过许多可怕的暴行，比如狮心王理查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对阿克（Acre）穆斯林的大屠杀，再比如成吉思汗在波斯进行的屠戮。或许我们的子孙后代将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奥斯维辛，认为它不过是发生在过去的一件可怕的事，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但我们不应该让这样的事发生。我们必须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评判某种行为。而在20世纪中叶的语境下，在欧洲文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卑劣的行为。纳粹犯下的罪行让世人认识到，只要足够冷血，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先进技术的人也可以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丑恶的事实就摆在眼前，等待每一代人重新发现它的价值。这段历史对我们、对后人将永远是一个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