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艺术作品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欣赏那些在无人凭吊的坟墓中安息的每一个平凡人生的价值。“如果艺术不能够激发我们的同情心，那么它在道德方面将毫无作用，”乔治·爱略特这样认为。

在扎迪·史密斯的《白牙》（2000年）中，我们见到的是萨马德，一个中年的孟加拉国人 ，在一家印度餐馆做服务员。他的上司对他的态度极为恶劣，他每天都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钟， 不得不侍候那些行为粗俗的顾客，这些顾客会阔绰地赏他15美分的小费。萨马德梦想着有一天 能够重拾尊严，摆脱他的身份所带来的物质影响和心理影响。他渴望唤起他人对他内在价值的 关注，然而顾客很难发现他的内在价值，他们只是在点菜的时候抬头看他一下（“烤鸡加油炸土豆条，谢谢”）。他想象在自己脖子上挂一块牌子，上边的字很大，大到全世界都可以看见：

我不是一个服务员。我曾经是一个学生、一个科学家、一个军人，我妻子叫阿尔萨娜，我们生活在伦敦东区，但我们想搬到北边去。我是一个穆斯林，但安拉已经抛弃了我，或者我已 经抛弃了安拉，对此我并不确定。我有一个叫阿齐的朋友，还认识一些其他的人。我今年49,但 当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还是会有女人回过头来看我。当然是有时候而已。

他从未拥有过这样一块牌子，但他得到了另外一样美好的东西，小说家赋予了他表达自己 思想的声音。萨马德生活于其中的整部小说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块巨大的牌子，而这块牌子将使读者从此以后很难再用一种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缺乏人性的语气要求服务员为自己定一份烤鸡。通过阅读此书可以拓展我们的同情心；而且这部小说的整个发展进程很可能就是一系列牌子，用来告诉这个世界：

我不只是一个服务员、一个离了婚的男人、一个通奸者、一个小偷、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一个古怪的小孩、一个杀人者、一个罪犯、一个学校的失败者，或一个生性腼腆没有多少话为自己辩护的人。

世人在讨论大多数境遇悲惨的人的时候，其语气总是苛刻而有欠宽恕，因此如果把一些文学名著中的主人公——俄狄浦斯、安提戈涅、李尔王、奥赛罗、爱玛·包法利、安娜·卡列尼娜、 海达·加布勒或苔丝——的悲惨命运交给一伙同事或一帮学校的朋友进行讨论，他们的形象将会 在这个过程中大打折扣。但如果让报纸来评论他们，他们的形象则会更加糟糕：

奥赛罗：“因爱情而失去理智的移民杀死了参议院的女儿”

包法利夫人：“有购物狂倾向的女通奸犯在信用欺诈之后服毒自杀”

俄狄浦斯王：“因与母亲发生性关系致使双目失明”

如果这些新闻标题显得有点别扭，那是因为我们一直习惯地认为这些姓名所指代的人物具 有内在的复杂性，应该受到严肃而尊敬的对待，而不应该像报纸对待它的受害者那样以色情和批判的语言描绘他们。

但实际上，这些人物身上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他们毫无争议地成为关注和尊敬的对象。 这些文学作品中传奇式的失败人物之所以显得庄严高贵，并非由于他们自身的素质和品德，而 是由我们看待文学作品的方式所决定的，而这些方式是由其作者和记录者教给我们的。

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学体裁，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讲述伟大人物的失败故事，而不带任何讥讽或评判的语言。这种文学体裁并没有免除人物对自己行为应该负有的责任，它的主要成就在于给予这些陷入灾难的人们——蒙羞的政治家、杀人犯、破产者、感情冲动者——一些合理的同情，而这些同情是普通民众永远无法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