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读来令人心境完全不同的故事被生硬地塞进一本书里并用命名消解掉另一个存在，令人不悦。

《古都》较之《潮骚》的牧歌感更像是尘俗中的雅园，较之《雪国》则更加柔软也令美和纯洁在更日常的环境中呈现（叶子最后的死与雪野中焚烧的火令那份哀感近乎凄冷灼烈，千重子与苗子内心的苦楚则若落樱般忧婉，令人怜惜）。樱花、和服、松、柳、杉、寺庙、祠堂及至茶道、艺伎种种独属古都的风物无不披蒙悠悠岁月留下的皱褶，在川端清雅柔和的叙事语调与不断插入的风俗写照的交相辉映下，辐散着一种淡雅平和的滤光，令你不得不一次次在脑海中还原文字描绘的插画——无论是林木院落与节令庆典还是千重子身上不断变动的和服与腰带。千重子与苗子的相遇与她们决然不同的人生在敷演了大半部的时刻突然出现，令人哑然（那铺垫倒不像是会兑现的样子），也令潜隐身形的宿命从幕后走到台前，它确实引起读者某种笼罩着泪中含笑的眩惑——为那至淳的情意。可见最日式的写作也是纯然抒情性的写作，是笼罩在物哀意境氛围下的写作。千重子作为绝对的核心，她无疑凝结着川端对纯洁化身的种种想象，而这也是他所认为的美的事物，这纯洁往往打上哀伤的底色（更像是一种失却就无法存活的空气），而促成这忧愁的或许正是那种旧物终将无可避免地散落消逝在时间风烟中的感念（和服店的衰落、手工终将被替换、古旧茶具的沉重感）与无可回避的宿命（叶子的毁灭、千重子与苗子之间无法完全弥合的距离、文子与菊治的悲剧）吧。进一步去思考，这份宿命感又是从何而来呢？时代与川端自身的经历是否才是让他产生这种宿命感的原因呢？

《名人》结构上的散乱和题材的独异为阅读铺设了遍地枝蔓，尤其开始之时只觉得絮叨，一旦贴合棋谱来看就确实能够感觉到叙事者所描绘的种种氛围。克制的笔调与焦灼的对局氛围、近乎令人窒息的病痛与纠结之间形成极强的张力，令人深感被压抑的同时与参与对弈的双方感同身受。有意思的到是川端（准确的说是叙事者）所持的纯粹的保守主义态度：对既成传统的维护令他更倾向站在秀哉一方，并对大竹的种种行径表示某种谴责，即便如此他也仍对秀哉做法的不合理之处与大竹的逾越表示了理解，这种根深蒂固的矛盾性才是令他在面对传统时能够表达无可避免的衰落与略显病态的哀情的内在原因吧。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并不完全客观的叙述中，秀哉的形象得到了细腻的呈现：史实中种种权利争斗、沽名钓誉的行径在这最终的棋局中被悉数滤去，他成为那个饱历风霜，拖着衰弱病体也要秉持着自己的棋道，为了旧时代流传下的棋艺的尊严，即便竭尽自己残朽身躯也要全神贯注地延续自己风格完成最后一役的“名人”。那些对他在棋局内外的琐碎闲笔正建筑出独属“名人”的雕塑——在某种意义上成功地将这个在时间还是空间中都过于遥远的“超人”还原到俗世。总觉得这种对内在情绪与心理的极为细腻的体认与感同身受似乎是独属日本人的，换言之这是日本作家对自己的民族性的延伸。其实在读之前还是很难想象川端如何描摹棋局，这种以紧贴皮肤表面的细观与心理体认构建局势走向的方式也确实出人意表。总而言之，川端所敬重的（或说所深受感动的）还是名人身上的那份对于艺道的庄重态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