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國是有史以來領土最廣大的陸上帝國，一般習慣將一二○六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視為蒙古世界帝國成立的時間點。然而它如何看待其打造的歐亞世界及其歷史？蒙古帝國何時滅亡？其後繼者為何？蒙古帝國留給後世的歷史遺產為何？這些問題隨著回答者的不同立場與認知，其答案也會有所差別。如今杉山正明在其《蒙古帝國及其漫長遺緒》一書中，針對這些問題給出了他個人的答案，相當值得我們深思。

　　本書收錄於講談社為了百年社慶所發行的「興亡的世界史」叢書中的第九卷，日文初版於二○○八年二月，後來於二○一六年四月發行文庫版。如今由八旗文化出版社發行正體中文版，譯者為陳心慧。感謝他們的辛勞付出，本書才得以和中文讀者見面。

　　本書作者杉山正明是日本著名的蒙古帝國史專家，現任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榮譽教授。他的《忽必烈的挑戰》曾於一九九五年榮獲三得利學藝獎，二○○三年獲得第六屆司馬遼太郎獎，並於二○○七年以《蒙古帝國與大元兀魯思》一書榮獲日本學士院獎，該獎是僅次於日本文化勳章的崇高榮譽。

　　過去已經有許多杉山正明的作品被引介入臺灣，包括了《遊牧民的世界史》、《忽必烈的挑戰》、《顛覆世界史的蒙古》與《疾馳草原的征服者：遼、西夏、金、元》等。相信臺灣讀者對他的作品並不陌生。那這本書與其他作品相較之下，有什麼特色呢？我想關鍵就如書名所言，本書除了著重於蒙古帝國以外，還關注蒙古帝國崩解之後的歐亞世界新面貌。

　　本書的序章以一九二○年中亞布哈拉汗國與希瓦汗國的消滅破題，指出過去蒙古帝國即便崩潰，但其殘影直到上個世紀才消失，以顛覆一般大眾的認知。而且在那段時期前後大清帝國、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帝國、德意志帝國與哈布斯堡帝國都相繼崩潰，然而這些大帝國實際上都與蒙古帝國有著或深或淺的關係。文中也批評當今以歐美為中心所描繪的世界史，將起點訂於十五世紀末西歐進入海洋開始，是一種「海洋觀點」。然而十三至十四世紀的蒙古帝國統合了歐亞大陸，開啟了新的世界史。從蒙古帝國出發的世界史「陸地理論」也許更適合將過去的世界史統合起來，作者將此稱之為「歐亞世界史」或「歐亞非世界史」。而在這種架構中，世界史以蒙古帝國為分界點，可以分為「蒙古時代」以及「後蒙古時代」。作者希望透過這種對歷史認知的重構，能夠創造出人類共有的歷史樣貌，有助於面對未來的挑戰。

　　由於歐亞大陸作為人類歷史的重要舞臺，作者著重介紹了亞洲（Asia）與歐洲（Europe）兩詞源自於亞述語，分指日出（asu）與日落（ereb）之地，後來傳到希臘才成為亞洲與歐洲的定稱。然而近代以來歐洲成了文明的代表，而亞洲則成為負面事物的代表。而歐亞一詞則是歐洲與亞洲的合稱，主要為二十世紀初的地緣政治學者使用。其中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提出了陸權論，主張誰能控制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誰就能取得世界霸權。而以俄羅斯為首的北方國家，則繼承了蒙古帝國的遺產。這個論調也為後來的冷戰立下了基礎，並且在冷戰之後仍舊存在，例如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ński）所主張的歐亞地政學。而遊牧民作為推動歐亞大陸歷史演進的動力，其歷史在過去一直被忽略。從斯基泰萌芽，由匈奴建立基本架構的軍事聯合體，最終到蒙古帝國的歐亞一體化，必須說世界史存在著這些歐亞國家綿延不絕的傳統。

　　建立起世界帝國的蒙古人，其眼中的世界史又是甚麼面貌？作者舉伊利汗國合贊汗在位時期由拉希德丁所編纂的《史集‧突厥蒙古諸部族志》中的突厥烏古斯可汗傳說所顯示的二十四長政體與過去的匈奴和後來蒙古帝國的政治結構有著驚人的相似，可以說是以遊牧民為中心的歐亞世界史。而在蒙古時代所繪製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與《加泰隆尼亞地圖》則分別從歐亞的東西兩端，描繪出類似的世界樣貌。作者認為過去的歷史學界過度推崇了大航海時代的重要性，忽略了蒙古時代所取得的世界地理認識，有必要修正這樣的認知。

　　成吉思汗被認為是蒙古帝國的奠基者。在「蒙古」這個大傘下，包括了突厥系民族、漢人、唐兀、女真以及中東的穆斯林與俄羅斯與東歐的基督徒在內，是個極具包容性的國家。他所建立的蒙古帝國也由其後代所繼承，是個由大汗兀魯思與其他黃金家族成員的兀魯思所構成的多元複合體。成吉思汗也因此被波斯史家志費尼被稱為「開啟世界之人」。

　　關於朮赤西征俄羅斯與東歐，作者也指出過去關於成吉思汗與其長子朮赤之間有不和以及死亡的悲劇說法都是後人的想像。而西征的主要目標也不在於征服俄羅斯與東歐，而是為了控制欽察草原的突厥游牧勢力。而後來一二四一年的萊格尼察戰役中蒙古軍隊殘殺波蘭與條頓騎士團聯軍一事，也被作者認為是西方學者誇大東歐聯軍死傷的結果。而所謂的蒙古金帳汗國統治俄羅斯時，在歷史上視為「韃靼枷鎖」的時代一事，作者也予以批判，認為正是在蒙古的扶持下，莫斯科公國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才得以崛起，後來更繼承了金帳汗國的遺產。

　　旭烈兀西征伊朗與中東並建立起伊利汗國一事，作者也認為是一個偶然的結果。而蒙古之所以能夠順利擊敗伊斯瑪儀教團與阿拔斯王朝，則要歸功於蒙古完善的事前準備與情報蒐集，以及蒙古軍隊使人聞風喪膽的威名。作者更將蒙古西征的成功與後來美國攻打伊拉克相比較，認為美國的失敗之處正是在於對於伊拉克的了解太少，以及沒有尊重部族社會的傳統，採行間接統治。而蒙古統治留給中東的遺產則在於將突厥蒙古式的軍事權力與體系引入中東，另外也確立了後來由軍事、財政與宗教組織三者為國家支柱的統治形式。在建築上也留下了影響，例如偏好藍色與壯麗的帝都建築等。

　　至於當時的歐洲則正是組織十字軍試圖收復耶路撒冷的時期，面對強大的伊斯蘭異教徒敵人，歐洲人聽說在遙遠的東方有一群強大的蒙古人，不知道它們是敵是友。而一二四八年由蒙古大將燕只吉台所遣送的聶斯托里派基督徒使者前往歐洲，面見當時滯留於賽普勒斯的法王路易九世，法王路易九世希望能夠與蒙古人建立同盟，如此一來便可以從東西雙方夾擊穆斯林。然而由於貴由汗的過世，因此路易九世念茲在茲的同盟也未能締結，他本人最終也於一二五○年被埃及大軍擊敗被俘。後來到了忽必烈汗時期，則有出身汪古部的拉班‧掃馬與馬克兩人獲得忽必烈的牌子，從大都（今北京）前往耶路撒冷朝聖，後來在伊利汗國停留時，掃馬又被阿魯渾汗委派前往歐洲尋求與基督教國家締結同盟，並且在羅馬與巴黎受到熱烈歡迎，順利完成出使任務。作者認為掃馬的遊記成了從東方亞洲與蒙古的視角所留下的歐洲見聞錄，也是當時東西交流高峰的見證。

　　作者認為十四世紀後半的後蒙古時代，雖然在海上出現了由歐洲國家主導的大航海時代，但是歐亞大陸上的其他主要國家都是由蒙古公主的駙馬爺所統治的，蒙古帝國的影響力並未完全消退。例如崛起自察合台汗國西部的帖木兒帝國就是一個典型。帖木兒本身是一個突厥化的蒙古巴魯剌思部人，他靠著擁立具有成吉思汗家族血統的昔兀兒海迷失為傀儡大汗，又迎娶察合台家族的公主為妻，因此以駙馬的身分君臨中亞。而後來由帖木兒的後裔巴布爾在印度北部所建立的莫臥兒帝國，也可以被視為是帖木兒帝國的延續。而後來的首位俄羅斯沙皇伊凡四世，以併吞金帳汗國的後繼者喀山與阿斯特拉罕汗國，開啟未來俄羅斯帝國成為歐亞大帝國的序幕著稱。但是他的母親與第二位妻子都有朮赤家族的血統，可以說伊凡四世本身不僅有一半的蒙古血統，同時也是蒙古黃金家族的女婿。而後來清朝的滿洲統治者皇太極也是在擊敗了蒙古察哈爾部的林丹汗後，取得了元朝的「傳國玉璽」，因此改國號為大清稱帝，成為大元帝國的繼承人，而且又娶了科爾沁蒙古貴族的女兒，某種程度上成為了蒙古貴族的駙馬。可以說，當時在歐亞大陸上的主要政權或多或少都繼承了蒙古帝國的統治正當性，統治者也有蒙古駙馬的身分。

　　作者在終章以阿富汗杜蘭尼王朝作為最後的遊牧帝國，說明作為文明十字路口的阿富汗，即便到了十八世紀後半葉，仍舊是一個強大且有組織的遊牧民國家。即便外界已經進入了海洋時代，但是它的歷史發展和過去的歐亞遊牧民國家並沒有太大的差異。而進入二十世紀以來，阿富汗先後受到英國、蘇聯與美國的入侵，呈現動亂不穩的情況，但是長久以來阿富汗內部的民族文化多樣性與部族政治的遊牧民國家特徵，並沒有因為西方文明的入侵而消逝，例如蒙古時代的政治議事制度，仍舊以「支爾格」（jirga）的形式存在於今日的阿富汗。可以說蒙古帝國在歐亞大陸的影響仍舊延續至今。從長期來看，俄羅斯與中國作為廣土眾民的帝國，也是蒙古的遺產。

　　本書倡議從歐亞遊牧民的視角來看待世界歷史的演進過程，以及說明蒙古在世界各地的征服與影響。書中關於法王路易九世所領導的十字軍與蒙古之間的關係在過去的中文作者裡面較少談及。而且臺灣坊間一般的書籍在談到蒙古時代的東西交流，多半著重在柏朗嘉賓、魯不魯乞與馬可波羅身上，偶爾提及伊本‧巴圖塔。而這些多半是從西方向東方旅行的人物。本書將拉班‧掃馬出使歐洲的旅行作為重點，而且強調了他的行紀提供了一種亞洲與蒙古看待歐洲的觀點，這種設計可見作者的用心。而作者提出後蒙古時代在蒙古駙馬統治下的歐亞則旨在強調成吉思家族血統與後世政治權威的關係。以上這些都是這本書的特點。

　　關於作者主張後蒙古時代的特徵為這些後繼國家多半由蒙古駙馬統治，美國北喬治亞大學歷史、人類學與哲學系教授梅天穆（Timothy May）則從一個更長久的視角來探討這些駙馬的出身與階層，並認為一二六○年蒙古帝國分裂為四大汗國後，除了元朝以外，哈剌出（qarachu，此處指不屬於成吉思家族的異姓蒙古貴族）階層逐漸在各個蒙古汗國中取得了優勢，並握有廢立可汗的大權。除了先前提到察合台汗國內部的帖木兒以外，另外在伊利汗國後期的斡亦剌惕貴族揑兀魯思，金帳汗國後期的諾蓋貴族馬麥，北元的瓦剌貴族也先，還有莫斯科大公國的伊凡四世都可以歸入這個範疇。[1]所以作者所指出的這個情形實際可以追溯到四大汗國時期。

　　本書提出的世界史架構也可以促使今日臺灣讀者思考臺灣何時納入世界史的問題。本書作者認為鄭和下西洋在中國大陸與臺灣被過高評價，由於未見作者提及作此判斷的理由，所以不得而知。不過如果從作者在書中所提到的世界史之海洋視角來看，臺灣被納入世界史範疇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初期荷蘭與西班牙治臺的時代。不過如果我們以本書所提出的蒙古時代與後蒙古時代來做為世界史分期標準的話，其實臺灣在蒙古時代也許就已經進入以蒙古為主的世界體系。例如元代汪大淵的《島夷志略》中所記錄的琉球，可能指的就是臺灣。[2]據稱當地人使用產自浙江處州的磁器，可能已經與元代中國沿海有過貿易來往。[3]但是正如本書作者所言，蒙古時代的地理知識後來並未完全流傳到後世，也許這樣的連結並未能延續到後蒙古時期。但是如果我們引申作者的觀點，重新檢視臺灣在世界史上作為海洋與亞洲大陸之間的連結，除了海洋觀點以外，也可以兼容來自內亞的陸上觀點，對臺灣的歷史詮釋保持開放態度，也許可以讓今日的臺灣人用一種更包容的心態來面對世界。這也可以說是本書對今日的臺灣讀者的啟發與意義。

[1] Timothy May, The Mongol Empi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8), 338-349.

[2] 早期將《島夷志略》摘譯為英文的美國漢學家柔克義（W. W. Rockhill）就將該書記載的琉球識別為臺灣西北部（North-western Formosa）。參見W. W. Rockhill, “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 Part II,”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16, no. 1 (Mar., 1915), 64.

[3] 汪大淵撰，藤田豐八校注，《島夷志略校注》（北平：文殿閣書莊，1936），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