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 Verso——《新左翼评论》的原生地，也是欧美批判理论重镇
- 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毋庸讳言我们拥有灵魂与个性，但很少困惑于身份。身份主要关乎计算或者对一具尸体的法医考察。
- 粗糙的美式英语正在成为唯一的“世界语言”，造成了这个世界的巨大损失。
- 196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们称作“理论”的强大机器开始显影。它始于现在已经过时的“行为主义”革命。虽然我并不认为对于一个讲求实效、脚踏实地的人，“理论”是自然出现的，但它却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它使每一门学科都愈发急切地区隔于相邻学科，着手发明自己的术语。
- 在美国，新聘的年轻教师要先试用六年，在此期间他们很容易被开除。至迟在第六年，他们将接受关于教学和论文发表记录的全面审查。倘若通过审查，他们就在级别上从助理教授升至副教授，获得终身教职，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被开除了，除非因为犯罪活动或者严重的性丑闻。
- 对所研究的单个国家的这种情感依恋使得我们在心理上很难去研究任何其他国家，且不论还有语言问题。
- 这本杂志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日本人对自己的再现。一方面有年轻英俊的日本飞行员与他们的飞机的浪漫照片，以及富士山和樱花的形象。另一方面有不苟言笑的日本将军的可怕照片，包括东条英机，他戴着眼镜，留着滑稽的小胡子，头顶丑陋的软帽，身穿宽松下垂的军服。
- 日本帝国主义的犬儒主义与泛亚至诚团结的怪异混杂。
- 雅加达也是一个相当“民主的”首府。战前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信条之一是公民之间的平等，其标志是一种简单通用语的采用。该语言以马来语为基础，而且被用作跨种族的贸易语言，它将成为今后的民族语言。这一选择的巨大优势在于此语言不但在本质上是平等主义的，而且不属于任何某个重要的种族—语言群体。
- 就像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一样，爪哇人的血统是对等的，所以，母亲的家庭与父亲的家庭同等重要，母亲的家庭“买”女婿，他通常与他妻子的父母一起生活。（离婚也是非常容易的。）在某些地区，孩子们差不多总是有他们自己的名字，有时候只有一个。除了在一些贵族圈子里，这些名字与他们父母的名字没有任何联系。父母从子女得名制（teknonymy）是一种常规做法，所以，如果给一个孩子起名“萨明”（Samin），其父母在社交中就不会按照他们自己的名字被称呼，而是被称作萨明的父亲或者母亲。女人通常有她们自己的收入，并且可以自己掌控。
- 我从关于近代日本的书籍中了解到，19世纪末以来，关于这个国家在亚洲的急速军事扩张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信奉征服是为了建立一个像那些欧洲帝国一样庞大的帝国。另一种观点被称作“泛亚主义”（Pan-Asianism），信奉日本的任务是把亚洲从西方世界解放出来。
- 我的论文《年轻人的革命》（“PemudaRevolution”）诞生了，它正确或者错误地主张，革命背后的引潮力既不是民族主义的政治精英，也不是某个社会阶级，而是一代人，他们是由自身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复杂经历所形塑的。
- 我开始意识到关于田野工作的一些基本的东西：仅仅专注于“研究项目”是无用的。你必须对一切保持无限好奇，擦亮你的眼睛，锐化你的耳朵，凡事做笔记。这是此类工作的最大恩赐。陌生的经历让你的一切感官比平素敏感得多，你对比较的喜爱变得更深。这就是当你回归日常时，田野工作也非常有用的原因。你已经培养出观察和比较的习惯，它们鼓励或者迫使你开始注意你自己的文化同样是陌生的——倘如你仔细地观察，不停地比较，保持人类学的距离。
- 把民族和民族国家用作分析的基本单位致命地忽视了一个显然的事实，即实际上，这些单位是被“全球”政治思想潮流联系和贯穿起来的，比如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庞大的宗教网络、经济和技术力量。我也不得不严肃对待这一现实，即很少有人是“单一的”民族主义者。无论他们的民族主义多么强烈，他们也可能被这些吸引注意力：好莱坞电影、新自由主义、对日本漫画的兴趣、人权、迫在眉睫的生态灾难、时尚、科学、无政府主义、后殖民性、“民主”、原住民运动、聊天室、占星术、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之类的超民族语言等等。
- 比较不是一种方法，或者一种学术技巧；更确切地讲，它是一种话语策略，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希望做比较的时候，有一些重要事项是必须牢记的。首先，在任何具体的工作中，我们必须决定自己主要是寻找相似之处还是差异。比如，很难说日本和中国或者韩国是基本相似的或者基本不同的，更不用说去证明了。两种情况都有可能，这取决于我们的视角、我们的框架，以及我们意在得出的结论。
- 在符合情理的论证限度内，最有益的比较（无论是探寻差异性还是相似性）是那些出人意料的比较。
- 对于同一个国家的长时段纵向比较至少是与跨民族比较同等重要的。
- 我们做比较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的环境、阶级立场、性别、教育水平和类型、年龄和母语等是有好处的。但这些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当你开始在一个你只懂一点点或者完全不懂其语言的国家生活的时候，你显然没有能力去比较地思考，因为你几乎无法接触当地文化。你感觉到语言上被剥夺了，孤独甚至孤立，因此你四处寻找一些同胞伙伴来保持联系。你不可避免要做比较，但它们很可能是表面的、幼稚的。不过，倘若你走运，你会越过语言之墙，发现自己置身于另外的世界。你就像一个探险家那样，试图以一种你在家的时候绝对不会采用的方式，观察和思考一切，因为在家里很多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你无法再认为你的阶级立场、你的教育，甚至你的性别理所应当。假如你竖起你的耳朵睁开你的眼睛，你会开始注意到你无法看到或者听到的东西。换言之，你会开始同时注意到那里有的和那里没有的东西，就像你会同时意识到被写下的和没有被写下的东西那样。无论是对你现在生活于其间的国家，还是对你出生于其间的国家，这一点都是起作用的。
- 不可避免的是，因为控制这些刊物编委会的知名学者有他们自己的偏向，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派系，被排斥或者被边缘化的那些学者很快便创办了自己的专业期刊，同在一学科内但有不同的见解和追随者。因为在决定年轻老师是否获得终身教职和提升的过程中，在相关期刊上发表论文是非常重要的，期刊数量大幅增加，大多有学科要求。我的一位资深同事和好朋友曾经开玩笑地计算过，专业期刊上一篇文章的平均读者人数是两个到三个。
- 中日研究有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东南亚研究有克利福德·格尔茨和乔治·卡欣，南亚研究有苏珊娜·鲁道夫（Suzanne Rudolph）和她丈夫。
- 开始有趣的研究的理想方式是从你并不知道其答案的难题或者问题出发。然后你必须决定智识工具的类型（话语分析、民族主义理论、社会调查等等），它们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是你也必须寻求未必从事你的学科或者专业的朋友的帮助，以便设法获得尽可能广泛的智识文化。你也经常需要运气。
- 只要想成为学科，一切学科都必须认为自己有边界和某种内在规则，即使这些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因此，它们遵循宏大得多的、在工业和后工业社会不断扩大的劳动分工逻辑。原则上，只要它们自觉地将自身定位为促进全领域学术尝试的务实实践，边界构成、内在规则与标准的建立就没有什么是不对的。
- 还有别的拆除学科樊篱的方法。一种方法是把其他学科中的或者所有标准学科之外的优秀著述引入研究生课程，尤其是外国人撰写的著作，如有必要可以强制。于是学生们不仅可以轻松地学到一些不同的技术词汇，学习新概念，而且有机会从外部、以一种比较的方式考察他们自己的（在全国各地有变化的）学科。另一方法是开设能够吸引来自不同学科——如果可能——不同民族的学生的课程。在我的经验中，学生们从他们彼此间的讨论和辩论中学到的东西，经常和他们听教授讲课学到的东西一样多。没有什么比民族自大与学科短视的组合更可能让学生停止创造性地思考。
- 最常见于（当下）学科术语的使用和大量引用本学科前辈的著作。这些著作并不启发读者，而仅仅是履行成员资格的惯例，以及对某种枯竭的标准化语言的遵从。因此，他们经常被告知，为数量巨大、普遍受过教育的大众写作，不可避免地需要简单化、“通俗化”以及去除技术复杂性（也就是说，让它非常容易理解）。他们也认识到，在任何可能的时候，最终写出来的书应当由大学而不是商业出版社出版，因为这将保证他们出版前的审稿人会是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而不是不可预测的外行。因此，他们有意无意地被鼓励使用一种单调文体，经常比他们读中学或者本科时所使用的糟糕得多。很多人继续这样写作，直到退休。
- 拆除不必要的学科高墙通常可以改善一名学者的单调文体，减少无趣，为更广泛的潜在读者打开大门。这并不意味着“通俗化”。
- 如果我们是小说家或者学者，那么我们用语言思考和表达自己。在二者之间，小说家，或者一般而言的艺术家，通常比学者更具创新精神和创造性，因为他们本应当冲破传统思想和表达。相反，学者往往倾向于在他们的世界里沾沾自喜，被他们的学科专业术语包围和保护着。专业术语是祝福也是诅咒。它们的使用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证明其使用者的职业资格。但它们也可能变为一个囚笼，限制学者们构想和表达思想的方法。因此，读者和单调文体的问题超越了是否无趣的简单质疑，而与创新精神和创造性密切相连。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中，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必须得到重视。
- 英语现在是一种都市的、自我满足的语言
- 倘若我们除了在商店里耐心等待之外什么也不做，运气是不会来敲我们的大门的。运气经常是以意想不到的机会的形式来到我们身边的，当这样的机会一闪而过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勇敢或者莽撞地抓住它。对真正具有生产力的学术生命而言，这样的冒险精神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
- 在印度尼西亚，当有人问你要去哪里而你要么不想告诉他们要么尚未决定的时候，你回答说“lagi tjaji angin”，意思是“我在等风”，好像你是一艘帆船，正在驶出港口冲向浩瀚的大海。这里的冒险不是充斥在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常常喜欢读的书籍中的那种。学者们倘若对自己在一门学科、一个系或者一所大学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在，就会设法既不驶出港口，也不等风。但值得珍视的是等风的准备，以及当风朝你的方向吹来的时候去追风的勇气。
- 霸权国家往往把“人权”设定为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调用的一种普世的、抽象的和全球性的价值。
- 年轻的日本人在学习缅甸语，年轻的泰国人在学习越南语，年轻的菲律宾人在学习韩语，这一事实是一个吉兆。他们在学习跳出椰壳碗，开始留意自己头上的巨大天空。这其中就存在着抛弃自我中心或者自恋的可能性。重要的是要记住学习一门语言并不仅仅是学习语言交流方式。它也是学习一个说和写与我们不同语言的民族的思维和感觉方式。它也是学习构成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以此学习与他们感同身受。
- 出于纯粹的好奇随意地取出同一书架上的书籍，发现最意想不到的东西。关于如何看待资料，如何评价它们，比较它们，剔除它们，享有它们，我们的训练并不正式。运气成为了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惊奇也是。
- 今天，图书馆在偏执地设法把一切数字化，或许是期望书籍最终被淘汰。一切都可以“在线上”（online）找到。随意性与运气一道，或许正在消失。
- 谷歌也许无辜，但它代表了某种更加可怕的不祥：退化的（美式）英语对全球的支配。
- 青蛙们只要不蜷缩在自己阴暗的椰壳碗里，它们的解放之战就不会输。 全世界青蛙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