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1914年大战伊始时刻

他出身德国一个殷实的家庭，在柏林著名的腓特烈——威廉人文中学受过教育，他也许是我所认识的最普鲁士式的犹太人，或者说是被普鲁士同化程度最强的犹太人。除了德语以外，他不会讲任何一种活语言，也从来没有去过德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德国就是他的全部世界，对他来说，什么东西越是德国的，便越能让他兴奋。约克 2 、马丁·路德、施泰因 3 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德意志自由战争是他最喜欢的题目，巴赫是他的音乐上帝。尽管他的手指又短又粗，像海绵一样，却能将巴赫的曲子弹得出神入化。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德国的抒情诗，没有人比他更热爱、更迷恋德语。像许多犹太人一样，他的家庭是后来才进入德国文化的，但是，他比任何一个最虔诚的德国人更相信德国。

战争一爆发，他是第一个急急赶往兵营，报名去当志愿兵的。我能想到，当这个胖子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梯时，那些上士和列兵会发笑的。他们立刻把他打发走了。利骚感到沮丧。正如许多其他人一样，他至少要用诗歌为德国效力。对他来说，德国报纸和德国陆军报告中的一切都是最可靠的真实。他相信自己的国家遭到了突然袭击，最坏的罪犯就是那个狡诈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Lord Grey），就如同柏林的“威廉大街” 4 刻意展示的那样。他在诗歌《憎恨英国之歌》中找到了表达“英国是反对德国、引发战争的罪魁祸首”这种感觉的方式，这首诗——我手头没有它的文本——以坚硬、简洁，令人印象深刻的诗句把对英国的仇恨挑拨成永久的誓言：再也不会原谅英国人的“罪行”。很快，这首诗就以其灾难性的方式表明，要想通过煽动仇恨来达到某种目的是多么容易（这个肥胖的、昏了头的矮个子犹太人还走在了希特勒的前面）。这首诗就如同一枚炸弹落进了弹药库。还从来没有一首诗，甚至《守卫莱茵河》，能如这首臭名昭著的《憎恨英国之歌》一样如此广泛地传播开来。德国皇帝非常高兴，授予利骚一枚红色的雄鹰勋章。所有报纸都转载这首诗：教师们在学校里读给孩子们听；军官们出现在前线，将这首诗朗读给士兵们，直到每个士兵都能把这仇恨经背得滚瓜烂熟。这还不算完呢。这首小诗被配上音乐，扩展成合唱，在剧院上演。不久，全德国七千万人口当中就再没有一个人不能从头到尾背诵这首《憎恨英国之歌》。再往后，全世界都知道这首诗，当然，人们的热情要小得多。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红得发紫，得到了一位诗人在这次战争中所能得到的一切。当然，这种烈焰般的荣誉，后来也如同涅索斯的衬衣 5 在他身上烧起来。战争刚一结束，商人又开始打算做生意，政治家开始真诚地希望达成理解。人们尽一切努力，否认这首诗，人们不要与英国形成永久性的敌对关系。为了推卸自身的责任，人们将那位可怜的“憎恨者利骚”指斥为唯一的罪人，要他一个人对这疯狂的歇斯底里憎恨大发作负责，而1914年的真实情况是，每个人都从头到尾参与了。那些在1914年对他欢呼的人，1919年都有意不再理睬他了。报纸不再发表他的诗作，在伙伴们当中他一露面，就会出现难堪的沉默。这位被遗弃的人，后来被希特勒从他全心牵挂的国家德国赶出，在被人遗忘中死去。 6 他是那首诗悲剧性的牺牲者：那首诗将他高高捧起，以便将他更重地摔下。

他们当时都和利骚一样。我并不否认，这些当时突然变成了爱国者的作家们、教授们当时的感觉是真诚的，他们也在真诚地做事。但是，过了非常短的时间，人们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对战争的赞美之词和散播的仇恨带来了何等可怕的恶果。在1914年，所有参战国的民众反正都已经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最恶毒的传闻立刻被信以为真，最荒谬的无稽之谈也有人相信。在德国，会有好几十人向人们发誓说，就在战争爆发前几天，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装满黄金的汽车从法国开向俄国。在每次战争开始三天之后就会出现的那些关于挖眼、剁手的童话，现在也登在报纸上。唉，这些毫不知情的、传播这些谎言的人根本不知道，那些将一切想得出来的暴行都加在敌对国士兵身上这种加罪于人的手段，同样也是战争消耗材料，正如子弹和飞机一样，在每场战争里，这些材料也是从第一天开始就从仓库里取出来的。战争无法与理性和公正的感觉协作。战争需要提升过的感觉，为达到目的它需要过度的兴奋，为针对敌对者它需要仇恨。

不过，出于人的本性，强烈的感觉不能无限延长，无论是在个人身上还是在一个民族身上。军事组织对此也了如指掌。它需要人为的煽风点火，需要不断地给群情激奋以“兴奋剂”，这种快马加鞭的刺激工作应该由诗人、作家、记者这些知识分子来做，或者心安理得，或者良心不安，或者满腔真诚，或者出于专业的例行公事。他们已经敲响了仇恨之鼓，如此卖力，直到每一个尚未被说服的人耳朵轰鸣，心脏打战。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听话地为“战争宣传”效力，从而去助长而不是去消灭大众狂热和大众仇恨。

后果是严重的。在当时，由于宣传在和平时期还没有被利用得声名狼藉，人们对印刷出来的内容还是信以为真，尽管他们已经有成千上万次的失望。于是，最初几天那种纯粹的、美好的、带有牺牲勇气的兴奋演变成最恶劣、最愚蠢感觉的扩散。在维也纳和柏林，在环城大道上和腓特烈大街上去消灭法国和英国，要比在战场上方便多了。商店里的法语和英语招牌必须消失，甚至有一个修道院“天使贞女”（Zu den Englischen Fräulein）的名字也必须改，因为那些愤怒的民众根本不知道，这里的englisch的含义是“天使”（die Engle），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那些装腔作势的商人在信封上贴上或者盖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口号，社交界的妇女们发誓（写信给报纸）她们一辈子再也不会讲一句法语。在德国的舞台上，莎士比亚被禁演；莫扎特和瓦格纳被从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中驱逐出来；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则声称，贝多芬是比利时人。人们不假思索地将精神财富从敌国运来，就如同粮食和矿砂一样。每天在前线上都有上千的和平公民互相残杀，但是这好像还不够似的。在战场的后方，他们还互相谩骂和中伤敌国中已经故去的、一言不发地躺在墓地里几百年的伟人们。这种精神错乱变得越来越荒唐。灶边的厨娘，哪怕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城市，哪怕自从学校毕业后再没打开过地图，现在都相信，如果没有“桑沙可”（波斯尼亚什么地方的一个小边境区），奥地利就无法生存下去；街头的马车夫们在争论，应该向法国要多少战争赔款，是500亿还是1000亿，而他们根本不知道10亿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没有哪一座城市、哪一个社会阶层不陷入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仇恨歇斯底里当中。牧师从祭坛上布道这样的内容，社会民主党在一个月前还谴责军国主义为最大的犯罪，现在却比谁都鼓噪得响亮，为的是不要成为那种用威廉皇帝的话说“没有祖国的家伙”。那是一代对战争毫不知情的人所进行的战争，正是民众还有尚未被消耗殆尽的对自身单方面正义性的相信，这成了最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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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重返奥地利

当时，每次下去到城里都是令人震撼的经历：我第一次在人们危险的黄眼睛里看到了饥馑。面包发霉变黑，味道如同沥青和胶水一样，咖啡是用烧煳了的大麦做成的代制品，啤酒就是黄色的水，巧克力是涂了颜色的沙子，土豆都冻了。为了不至于将肉味彻底忘掉，好多人自己饲养兔子；有一位小伙子在我们的花园里打到了一只松鼠，当作星期天的菜肴；喂得稍微好一点儿的猫和狗，出门稍远一点儿就很难再回来。衣料呢，都是加工过的纸做成的，是代用品中的代用品。男人们身上穿的几乎都是旧衣服，甚至也穿俄国人的军服，这些都是从仓库里或者医院里拿来的，都是好几个已经死了的人曾经穿过的；用旧口袋缝制的裤子也不少见。路边的商店都像是遭了劫一样空空如也，失修的房子上的泥灰像疮痂一样剥落下来。路上的行人都明显营养不足，在拖着疲惫的身躯去工作，精神萎靡不振。在平原地带，人们的营养状况要好一些。在道德风气普遍下降的时代，没有哪个农民会愿意按照法定的“最高限价”来出售黄油、鸡蛋和牛奶。他们把能储存的东西都储藏在一个仓库里，等着能出高价的买主来。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所谓的“仓鼠”，即投机倒把的人。无业的男人们背上一两个背包，挨家挨户地走到农民家——有些货源充足的地方，他们甚至坐火车去——去非法收购食品，然后在城市里以四倍或者五倍的价格卖出去。刚开始，农民们还因为一下子有这么多纸币感到高兴，于是自己把纸币“囤积”起来。等到他们的钱包满了，要带着钱到城里买东西时，才难过地发现：那些食品，他们不过是以平时五倍的价格卖出去的，而他们想要买的镰刀、锤子、铁锅等，价格已经涨了二十倍或者五十倍。从那以后，他们就只以工业品来换食品，要求以物易物的对等交换。自从人类进入战壕重温洞穴时代的生活，千年以来使用货币的传统也被抛弃了，人们又回到了原始的物物交换。一种怪异的贸易方式开始遍及全国。城里人将那些农民可能愿意要的东西拿到农村去，比如，中国的瓷花瓶和地毯，长刀和火枪，照相机和书籍，灯具和各种装饰物。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如果一个人走进萨尔茨堡的农户，可能会看到一尊印度佛像正在盯视着来者，或者一只洛可可风格的书柜，里面竖立着皮面精装的法文书，新主人会为做成这桩好买卖而格外得意。“真皮的！法国！”他们鼓着腮帮子炫耀说。要物，不要钱，已经成了当时的口头禅。有些人不得不从手上褪下结婚戒指，或者从身上摘下皮带，只因为要填饱肚子。

最后，有关部门也掺和进来，要阻止这种黑市交易，可是实际上只是对富人有利。每一个省份里都设立了很多关卡，要从自行车和火车上将“仓鼠”们的货物收缴下来，分派到城市里的食品供应机构。“仓鼠”们采用美国西部的方式组织夜间运输，或者去贿赂那些检查人员，这些人自己家中也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有时候也会真刀真枪地打起来：经过四年的前线练习，小伙子们精通武器的使用，在逃跑途中也熟悉自身掩护等一套军事艺术。这种混乱的局面一天比一天严重，百姓越来越不安，因为货币的贬值是每一天都能感觉到的。邻国已经启用自己的纸币取代奥匈帝国的纸币，在一定程度上将兑付旧“克朗”的负担都转嫁给了小小的奥地利。令民众失去信任的第一个标志，是硬币已经见不到了，因为跟纸币相对而言，一小块铜或者镍仍然是“实物”。国家在开足马力印钞票，以便按照魔鬼梅非斯特的办法尽可能地制造出更多的人为货币，但是其速度仍然赶不上通胀的速度。于是，每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开始自行印制自己的“紧急状态钞票”，可是相邻的村子却都不肯接受它们作为支付手段，后来人们在认识到这完全没有价值以后只好全部扔掉。这一阶段的通货膨胀首先出现在奥地利，然后在德国，如果一位国民经济学家能把情况如实写下来的话，我感觉那惊心动魄的程度很容易超过任何一部小说，因为混乱的形式越来越出人意料。很快人们就不再知道什么东西是什么价钱了。物价在随意上涨：一家商店里的火柴价格可能是另外一家店里的二十倍，只是因为后者的店主还一无所知地按照昨天的价格在出售物品。这老实人得到的回报是，不到一个小时他的商店就被抢购一空，因为人们互相转告，每个人都跑来买能买的东西，不管他们是否真正需要。就算是一条金鱼或者一架旧望远镜，也还能说是“实物”，每个人都想要“实物”，而不想要纸钞。最荒唐的是房租的不成比例。政府为了保护租客（他们构成了大多数）起见，禁止任何形式的租金上涨，这就损害了房东的利益。很快，在整个奥地利，一套中等大小住宅的年租金还不够吃一顿午饭，整个奥地利甚至有五年或者十年的时间就是免费住房（因为后来连中止租户合同都被禁止了）。由于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局势一周比一周荒唐，世风日下。四十年节俭度日，出于爱国热情而用自己的积蓄购买战争公债的人，现在成了乞丐。欠债的人，不再还债；规规矩矩地只得到食品配额量的人，会挨饿；只有那些大胆越界的人，才能吃饱。肯行贿的人，日子会好过起来；肯投机的人，会大发横财；依循买入价而出售货品的人，等于遭受了盗窃；那些得精打细算的人，总会受到欺诈。在钱财的流动和蒸发过程中，再无规范和价值可言。人们所认可的只有一个美德：要机灵、随机应变、不假思索，要跳到这匹追猎快马的背上，而不是让自己被它践踏。

雪上加霜的是，当奥地利人在价值骤变的过程中失去任何规范时，某些外国人也认识到他们可以在其中浑水摸鱼。在通货膨胀持续了三年，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在此过程中，这个国家唯一保持价值恒定的是外国货币。由于奥地利克朗就如同肉汤冻一样在手指下流走，每个人都想要瑞士法郎、美元；好多外国人也利用这一经济形式，也要在蜷缩一团的奥地利克朗这具死尸上咬上几口。奥地利“被发现了”，于是有了灾难性的“外国人季”。维也纳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这些食尸秃鹫，他们什么都买，从牙刷到农庄，他们将私人收藏和古董店收购一空，主人最后才意识到，自己由于处境窘迫，遭受了怎样的抢劫和偷窃。瑞士小旅馆的看门人、荷兰的速记员可以住在环城大道大饭店的王侯套房，这种情况显得难以置信，但是，我作为一个目击者是可以证实这一点的：萨尔茨堡著名的豪华饭店“欧洲饭店”好长时间都是出租给英国的失业者，由于有相当丰厚的英国失业金，他们在这里的生活费用甚至比在本国的贫民窟还要低。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奥地利生活和购物是多么便宜的消息，慢慢地越传越广，从瑞典、法国有好奇的客人赶来，在维也纳的大街上，意大利语、法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用得比德语还多。甚至德国也利用马克来对付日益贬值的克朗，当时德国的通胀速度还不如我们这里那么快，当然后来比我们快百万倍。作为边境城市的萨尔茨堡给了我最好的机会，可以每天观察到这些抢劫的队伍。他们成百上千地从相邻的巴伐利亚乡村和城市过来，填满了这座小城。他们在这里让裁缝给自己做衣服、修理汽车，他们在这里去药店买药，去看医生；慕尼黑的大公司在萨尔茨堡将寄往国外的信和电报发出去，以便省下邮费的差额。后来，德国政府采取了措施，阻止人们在便宜的萨尔茨堡购买所有的必需品——毕竟一个马克可以换七十克朗——而不是在本地商店里购物，他们设立了边境稽查站，每一个来自奥地利的商品都会被海关所没收。但是，有一样东西海关也没法没收：那就是已经喝到肚子里的啤酒。嗜好啤酒的巴伐利亚人每天从汇率表上看，由于克朗的贬值他们用在当地喝一升啤酒的价钱能在萨尔茨堡喝上五六升还是十升啤酒。再也想不到比这更诱人的事情了。于是，他们带着妻儿老小成群结队地从费赖拉辛（Freilassing）或者赖辛哈尔（Reichenhall）过到边境这边来，享受尽情畅饮的奢侈。每天晚上，火车站都成了一个真正的魔窟，到处是酩酊大醉的、大呼小叫的、打着嗝的、呕吐着的人。有的人喝得太多，只好被用平常运土豆的推车给推到车厢去，直到火车满载着醉醺醺中又吼又唱的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当然，当时这些快活的巴伐利亚人没有想到，一个可怕的报复就在不远的将来等待着他们。当克朗稳定下来，而马克却以天文数字的幅度强烈下跌时，奥地利人也从同样的火车站乘车过去，到那里去喝便宜啤酒。同样的戏，第二次上演，只不过换了一个方向而已。这两场通货膨胀当中的啤酒战争，属于留在我的回忆中最为特别的，因为这些在小节上的实在和怪诞，也许最淋漓尽致地展示了那些年的疯狂之处。

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今天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那些年里我们是怎样来应付家庭开销的。当时在奥地利，单单为了维持生活，每天都需要几千或者上万克朗，后来在德国需要上百万马克。然而，最神秘的是：人们能得到这么多钱。人们变得对此习惯，适应了那种混乱。一个鸡蛋所需要的钱数，和从前的一辆豪华汽车一样多；后来在德国，一个鸡蛋需要40亿马克，在通胀以前这个数额可以买下整个大柏林区的全部房产，从逻辑上，一位没有身临其境的外国人肯定会这么以为：在那时的奥地利妇女们肯定是蓬头垢面在大街上跌跌撞撞，商店里肯定一片荒凉，因为没有什么人还买得起什么，尤其是剧院和娱乐场所肯定都是空荡荡的。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情况正好相反。人们对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要大于货币的不稳定性。在金融的混乱之中，日常生活似乎在不受干扰地继续下去。在个人层面上，发生了很多变化：富人们变穷了，因为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他们买的国债贬值了；投机家们变富了。但是，生活的车轮在继续转下去，毫不在意单个人的命运，按照自己的节奏自顾自地行进着。面包师在烤他们的面包，鞋匠在缝制他们的靴子，作家在写他们的书，农民在耕种他们的土地，火车正常运行，每天早晨报纸都会像往常一样放在门口。恰好是那些娱乐场所、酒吧和戏院总是座无虚席。正是因为那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发生，即从前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却在每一天都失去其价值，人们更加珍惜生活中的真正价值：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大自然，整个民族在灾难当中生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投入，更精彩。小伙子们和姑娘们上山远足，回到家时晒得皮肤黝黑；舞厅里的音乐一直响彻到深夜；到处都有新工厂和商行在成立。我自己也没想到能比以往任何年月都更投入地生活和工作。以前我们所看重的东西，现在对我们来说变得更重要了。在奥地利，我们还从来没有像在这些混乱之年里如此热爱艺术，因为我们在金钱的背叛中感觉到，只有我们身上那些永恒的东西才是真正持久的。

比如，在那些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我也从来没有忘掉去一场歌剧演出。人们在半明半暗的街道上跌跌撞撞，因为煤的匮乏，照明受到限制。买一张大厅里座位的票需要一捆钞票，这在早先足够豪华包厢的全年票了。因为剧场里没有暖气，观众都穿着外套看戏，并且大家拥挤在一起来取暖。现在的大厅里，是多么单调，多么灰暗，而从前这里是耀眼的制服，多么华贵的女士晚装！谁也不知道，如果货币继续贬值，哪怕只有一个星期没有煤可用，在下一个星期歌剧是否还能够继续上演。在这个带着皇室般富丽堂皇的奢华剧院里，一切都显示出双重的令人绝望。乐队的演奏员们坐在乐谱架旁，他们也处在灰色的阴影当中，身着已经磨坏了的旧燕尾服，他们疲惫不堪，因为匮乏而显得憔悴。在这座变得阴森森的剧院里，我们自己也如同幽灵一般。可是，当乐队指挥抬起了指挥棒，当帷幕徐徐拉开以后，一切都展示出前所未有的辉煌。每一位歌唱家，每一位音乐家都发挥出他们最好的水平，因为他们都感觉到，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在这座自己钟爱的剧院里演出。我们在悉心倾听，从来没有这么集中，因为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我们就这样生活着，其他的千百万人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极尽自己所能，在这个星期、这个月、这一年，这毁灭之前的时段。我还从来没像当时那样在一个民族当中感觉到那么强烈的对于生活的意志，好像那一切都关涉到终极所在：为了存在，为了延续。

然而，哪怕有这一切，要是我得向人解释，当时那个被洗劫一空、贫穷而多灾多难的奥地利怎么就保留下来了，我还是会觉得尴尬。我们右边的巴伐利亚成立了共产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我们左边的匈牙利在贝拉·库恩的领导下走向了布尔什维主义。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革命没有在奥地利发生。当时真的不缺少爆炸材料：满大街游荡着返乡的士兵，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衣衫褴褛，愤怒地眼见着发战争财的人享受着无耻的奢侈，他们还得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兵营里，一个“红色卫队”团已经准备就绪，而且没有任何对立组织的存在。两百个心意已决的男人就足以拿下当时的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但是，没有什么真正严肃的事情发生。唯有一次，一群不守纪律的人准备闹事，被四五十个携带武器的警察轻而易举地给平定了。于是，奇迹变成了现实：这个与它的能源供应、工厂、煤矿和油田切断关联的国家，这个纸币像雪山崩塌一样失去价值的、被抢劫一空的国家存留下来了，站住脚了。也许这是由于它的衰弱，人们太没有力气，挨饿的日子太久了，没有力气再去斗争了；也许，那也是由于那种典型的奥地利式的神秘力量：那种与生俱来的和睦相处的能力。两个最大的党派，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在最艰难的时刻联合在一起组成政府，尽管他们有内在的深层对立。每一方都向对方做出了让步，以避免让整个欧洲陷入四分五裂的灾难性局面。慢慢地各种关系开始被理顺，开始稳固起来，让我们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是，这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这个肢体残缺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后来当希特勒来到这里要夺走这个民族——这个富有牺牲的意愿，忠贞不渝，在坚苦卓绝中表现出无比勇敢的民族——的灵魂时，它甚至还能保卫这个国家的独立性。

但是，这个国家避免了极端性的塌垮，这只停留在外面的和政治的意义上。在国家的内部，在战后的最初几年经历了一场极大的革命。与军队一起被粉碎的还有曾经对“威权不会犯错误”的信任，这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信条。对于那位发誓“人马一息尚存，决不放弃战斗”，却在夜深雾浓之时逃出国境的皇帝，对于那些军队首领、政客和毫不懈怠地用“战争”（Krieg）和“胜利”（Sieg）、“痛苦”（Not）和“死亡”（Tod）来押韵的诗人，德意志人还会有一丝敬仰之情吗？当硝烟弥漫这个国家，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随处即是之时，战争的残酷现在才为人们所见。四年长的时间，在英雄主义和军队征用的名义下进行了谋杀和抢劫，人们怎么还能将这样的道德信条看作是神圣的呢？当国家取消了一切颇为棘手的对公民的责任之后，国民怎么还能够相信这个国家做出的任何承诺呢？而现在，正是那些战争期间的原班人马，那些有经验的人，在商谈和平时显示出来的愚蠢与发动战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大家都知道——当时却只有我们少有几个人才认识到——这次的和平会是历史中一个道德上的机会，也许是最大的可能机会。威尔逊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以卓越的远见勾画了一项给世界带来真正的、持久和平的和解计划。但是，那些旧日的将军、国家首脑、利益相关人将这一计划割裂成毫无价值的碎纸片。那些曾经说给千百万人的诺言——这次战争将是最后一场战争——无非是要从那些一半由于失望，一半由于疲惫而变得绝望的士兵身上，再动员出来最后的力量。军火商的利益和政客们的较量已经以牺牲这些承诺为代价，他们采取了关起门来签订秘密条约和进行私下谈判的灾难性策略，成功地避开威尔逊提出的那些睿智的、人道的要求。这世界上的明眼人都看到，他们受骗了。受骗的是牺牲了自己孩子的母亲，是作为乞丐而返乡的士兵，是认购爱国国债的人，是每一位相信了国家承诺的人，是我们所有那些梦想着一个更有秩序的新世界的人。我们不得不看到，那个押上了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幸福、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富的老游戏，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操盘手还是原来的那拨人或新来的赌徒。如果整个年轻一代怨恨而鄙视地看待他们的父辈——这群先听信了胜利在握而后又接受了和平条件的人——这会让人感到奇怪吗？难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不走运，什么都无法预见，什么都无法料到才导致的？如果年轻人失去了任何形式的尊敬，这难道会不好理解吗？整个的年轻一代，不再相信父母、政客和老师；国家的任何规定、任何法令，他们都会带着怀疑的目光来阅读。战后的一代一下子就抛弃了迄今为止的一切有效条规，背离了传统，他们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摆脱过去，跃入未来。生活领域中一个完整的新世界，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应该从他们这里开始，当然一切都带着某些狂野的过激。一切非同龄人的活动，都是不可以接受的。以前年轻人与父母一起旅行，而现在十一二岁的孩子们依照性别组织起自己的群体，像“迁徙的鸟儿”一样走遍整个国家，去意大利，去北海。在学校里，他们依照苏俄的榜样，成立学生委员会来监督教师，推翻“教学计划”，因为孩子们只愿意、只想学习他们愿意学习的内容。对于每一种现行的规则，他们出于造反的乐趣去反对，甚至违背了天然的意志，违背了性别之间永久性的两极化。女孩们把头发剪得短短的，短到与男孩子们的发型都无法区分开来，而年轻的小伙子们又要将胡子刮得精光，为的是显出些姑娘的娇媚。男女同性恋并非出于内在的性驱动，而是作为一种表达抗议的盛行时尚，反抗的是那些悠久的、合法的、正常的爱情形式。存在的每一种表达形式都要显示出激进和革命，艺术也当然如此。新绘画宣布伦勃朗、老贺尔拜因（Ambrosius Holbein）和委拉斯开兹（Velasquez）创作的一切都已过时，开启了最光怪陆离的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实验。无论在哪里，那些能让人一目了然的因素——音乐中的旋律，肖像中的相似性，语言中的可感性——都受到鄙视。德语中表示阳性、阴性、中性的定冠词der、die、das被弃之不用，句子的结构被颠倒过来，人们用“直白”和“口无遮拦”的电报风格，加入激烈的感叹词，来进行文学写作。况且，任何非活跃性质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缺少政治理论上思考的文学都会被扔到垃圾堆里。音乐在一根筋地寻找一种新的调性，将节拍分离；建筑学把房屋的里外翻了个；在舞蹈方面，华尔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古巴和黑人的舞蹈因素；在时装设计上，突出强调裸露一直在造就另一种荒谬性；在戏剧方面，演员们穿燕尾服来上演《哈姆雷特》，力图带来爆炸性的戏剧效果。在所有领域中，都展开了最无羁绊的实验，一切现有的、已经完成的、已经成就的东西，要一蹴而就地被赶超过去。一个人越年轻，所学到的东西越少，就会因为他与任何传统都不相干而越受欢迎：终于，年轻一代可以胜利地向父母一代的世界进行报复。在这种任情的狂欢之中，让我觉得最可悲而滑稽的一场戏便是，老一代知识分子惊惶失措地担心自己会被超越，会被认为“不合时宜”，他们绝望地也赶紧装扮出做作的“野性”，试图一瘸一拐地跟在这些年轻人的后面，哪怕那是明显不过的歧途。那些中规中矩、温柔敦厚、胡须灰白的学院教授在他们从前创作的，现在卖不出去的“静物写生”画上添加上象征性的立方体和六面体，因为不如此的话，年轻的馆长们（现在到处都在找年轻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最年轻的）就会认为这些画太过“古典主义”，会把它们从画廊里取下，送到仓库里。那些几十年来以圆润清晰的德语进行写作的作家们，现在把自己的句子砍剁得七零八落，驱使自己成为“行动主义”中的一分子；大腹便便的普鲁士枢密顾问在讲台宣讲卡尔·马克思；上了年纪的宫廷芭蕾舞女演员裸露出四分之三的肉体，用“做作”的旋转舞来跳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或者勋柏格的（弦乐六重奏曲）《升华之夜》。到处都有老人在惶恐不安地追随最新的时尚。突然之间，要保持“年轻”，当昨天的还尚未过时，就要快速地构想出一个更新的，更极端，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方向，这变成了唯一的虚荣心。

这是一个多么狂野、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令人难以置信的时代！在这些年里，随着货币价值的消失，在奥地利和德国的一切价值都在向下大跌！这是一个人们兴奋得心醉神迷的时代，是无所顾忌的骗局连连的时代，是焦躁不安和极端主义的独特混合。一切非常规的、无法掌控的东西，都在经历黄金时代：通神学、神秘学、招魂术、催眠术、人智学、手相术、笔相学、印度的瑜伽学说、巴拉塞尔士的神秘主义。一切能够带来超出现有兴奋程度的东西，吗啡、可卡因、海洛因，任何形式的麻醉品，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好销路。在戏剧作品中充斥着乱伦和弑父的情节；在政治方面，唯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人们所渴望的极端，与之相反的任何形式的中规中矩与温和折中都会遭到鄙视。但是，我也不愿意在自己的生活中、在艺术的发展中舍弃这个混乱的时代。就如同每一场思想革命其最先的任务总是清除积垢，总是得先将空气中沉闷的传统一扫而空，将多年累积下来的紧张释放出来，尽管有各种大胆的实验，而有价值的启发还是没能出现。尽管我们对他们的夸张行径感到疏离，我们还是没有理由去责备他们，或者高傲地去拒绝他们，因为从根本上，这些新一代年轻人在尝试着做我们那一代因为谨慎和边缘化而贻误的事情，尽管他们太过于激烈，太不耐心。在内心最深层，他们的直觉是对的，战后时代必须与战前有所不同：一个新时代，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这年长的一代在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不也是一直希望如此吗？当然，就算在战后，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再一次证明了我们无力在面对危险的世界被重新政治化时，及时形成超越国家的组织来扭转这种局面。还在和平谈判期间，以小说《火线下》享誉世界的法国作家昂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就曾经试图在欧洲和解的旗帜下成立欧洲各国知识分子联合会。这个团体将自己命名为“清醒思考者”（Clarte），各国作家和艺术家要庄严地承担起责任，与任何形式的民众煽动做斗争。巴比塞曾委托我和勒内·席克勒共同领导德语作家小组，这也是最艰难的一部分，因为在德国还到处燃烧着对《凡尔赛和约》的怒火。只要莱茵兰、萨尔与美因兹的桥头堡还被外国军队占领着，要想赢得德国人在思想上超越民族主义就显得前景渺茫。如果巴比塞没有抛弃我们，也许还有可能建成这样的组织，就如同后来高尔斯华绥通过成立国际笔会俱乐部（P.E.N.）所能做到的那样。致命的是，一次俄国之行带给他的兴奋——那里群情高涨的大众传染到他身上的——让他坚信，市民国家和民主无力让各民族结成真正的兄弟关系，只有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全世界成为兄弟才有可能。他想悄悄地将“清醒思考者”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我们拒绝这种激进做法，这是一种注定会削弱我们的力量的做法。于是，这件本身很有意义的计划就提前告吹了。我们又一次因为太热爱自身的自由和独立，让为思想自由而进行的斗争遭遇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