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艺考应试影评习作* 我认为《亲爱的》一片所具有的现实意义远高于其艺术价值。影片讲述了一个小男孩被拐卖到农村几年后又重回亲生父母身边的过程中几方人群不同的心理感受与态度，来阐述“在此状况下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一事。影片弱化了极为可憎的始作俑者—杨姓人贩子的重要性，因其已死亡所以并未和受害父母发生正面冲突，而是将问题留给不知情的李红琴处理。即说明本片比起《盲山》这样将焦点放在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矛盾的一类影片，《亲爱的》在控诉拐卖儿童一犯罪行为的同时，也通过展示现实中不为人注意的一类人群，来聚焦在拐卖事件发生后，制度的漏洞与不同人群的痛苦和脆弱，借当下社会中法律与人性的冲突来探讨法律制度规定的合理性、人性化与否。 陈可辛曾在拍完《甜蜜蜜》后说自己不是个文艺片导演，否则李翘和黎小军最终便不会在一起。于是陈在本片中延续他一贯具有匠气，在叙事、剪辑与选角方面讨巧地照顾了大众的审美，同时也不失其深刻。

本片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快节奏叙事，惊人的将不同角度的众生相容纳在两个小时中。在抓住观众情绪与注意力的同时对角色情感把控自然，几次冲突带来的角色情感转换真实立体。 人物设置在作为“以多人物叙事为亮点”的本片中又一大亮点。李红琴这一角色的特点尤为鲜明：作为影片中的唯一一个农村人主角，她所代表的是一种“秩序破坏者”的形象。即不懂文化不顾法律，仅凭自己的母爱和莽撞与福利院打官司。作为纯人性的代表闯入文明世界，使人们重新审视文明世界的种种不合理。 失踪儿童父母所组成的群体也是片中一大特点。群体有效的在鲁氏绝望的时候给以希望，最终找回了孩子，看似应证了大仲马所说的“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一句；但影片不仅关注了找回孩子的父母，也将镜头聚焦到了找了六年，经历了种种打击最终放弃的韩氏夫妇。作为群体背叛者的韩氏，片尾群体给他的鼓励看起来便变了一种味道。父母们与李红琴的冲突为影片第二场群体冲突，是一种受害人群体对“加害人代表”的情绪宣泄。 影片形式多为叙事服务同时调动观众情绪，故剪辑流畅，音乐渲染情绪到位。西南官话的大量出现为影片的亮点，方言与普通话的冲突在形式上与叙事主题呼应，呼应本片李与鲁、城市与农村、规矩与无序、法律与人性之间的冲突。

影片严肃的探讨了大体制下的法律制度与小角色个人的冲突：即失踪人口24小时内不给立案；弃婴无法让“养母”领养；孩子失踪六年却无法下发生育证。具有高度社会意义，是当下正“需要”的电影。 探讨社会制度问题的电影在中国当下作为敏感话题，无法像韩国同类电影一样搬上亮处；陈可辛以商业的包装的形式，在审查体制下隔靴搔痒似的触碰了作为影片内核的敏感问题。此片给社会的冲击尽管不如《熔炉》《素媛》《辩护人》等重大，但仍具有唤醒社会意识的作用。作为当代中国具有社会意义的商业片，本片尽管有着过于煽情等商业片的通病，但它应该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