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中的波波士》（Bobos in Paradise: 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一书出版于2000年，作者大卫布鲁克斯是为《纽约时报》的保守派政治和文化评论员，他也曾担任《华盛顿时报》的影评人和记者以及《华尔街时报》的编辑。本书的关键术语bobo是由布尔乔亚（bourgeois）和波西米亚（bohemian）两个词的缩写组成，译为波波族或者布波族。这个词语暗示了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精英，理性思考）和波西米亚（艺术化，放浪不羁，叛逆，反文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的融合。

布鲁克斯对布波们的描绘无疑是辛辣的。或许在最初的时候他确实期望过对布波族进行更为系统的勾勒，但是最后呈现出的结果正如本书前言中所述的那样，“我只是尝试去描述人们生活方式，使用一种漫画社会学的方法，其理念是抓住文化模式的精髓，获得时代的味道”。简而言之，是一幅幅略带戏谑的漫画速写。

本书的封面化用了费尔南莱热的一幅画。丛林中的狮子被换成了西装革履的一男一女。他们在此正是布波族的代言人，于丛林残酷的竞争中带着尚未洗净的鲜血走出，然后故作悠然地在草丛中端起一杯咖啡，带着些许异国情调和骄傲的神态宣誓着当下的领地主权。

布波族，这个词语被布鲁克斯用来描述九十年代雅皮士的继任者。雅皮（yuppie）并非嬉皮（hippie），雅皮士是young upwardly-mobile professional的缩写，意为向上流动的年轻专业人士，首次出现于1980年的由丹罗滕贝格所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也有人认为这个词是由爱泼斯坦率先使用）。而嬉皮士则特指六十年代反文化浪潮中的弄潮儿。在让克劳德卡里耶尔的《乌托邦的年代》里，他们是支持性革命，合租loft，留长发并高呼“爱与和平”和“自我扩张”的“波西米亚人”。

较之从十九世纪就站在文化研究风口浪尖上的布尔乔亚们来说，雅皮士们还是过于年轻了。“年轻”而“向上流动”，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意象。似乎梦想就应当被实现，努力就应当被回报，泥潭终将被甩在身后。对于一些在二十世纪初初识幻灭滋味的布尔乔亚们来说，时代电梯的邀约多少显得有些突兀。但此刻的雅皮们抓住了，也正是因此，皮特盖伊在《布尔乔亚经验》中书写的种种犬儒主义弱点或者短暂的浪漫化需求或多或少淡出了雅皮们的视野。

他们一方面急于摆脱原生家庭惨淡的标签，凭借一己之力在城市中跻身。另一方面，他们正是那个时候美国梦的受益者，在黄金时代凭借着个人奋斗挣得了上升电梯的门票，并由此顺利抵达了金字塔的中段。他们在时代的聚光灯下力图作出拉夫劳伦广告中宁静而美丽的笑容，一刻不停地通过高级趣味洗褪身上的旧日标记。但较之布尔乔亚们源自雄厚资历的底气，他们在面对唾手可得的财富时又显得略微焦灼，与此同时，和那些已经一只脚迈入后现代的颓丧派比起来，他们身为弄潮儿的勇气又显得那样卓尔不群以至于有些咄咄逼人。

简而言之，他们是活着的盖茨比，以超凡脱俗的勇气躲开了幻灭的一枪，在充满了“阴谋家和枯燥官僚的机构中”存活了下来。

应当感谢教育。布迪厄在《区分》一书中表明了两个基本事实——“文化实践，学校教育资本和家庭出身紧密联系”以及“在学校教育资本相同的情况下，距离高级趣味领域越远，社会出身在实践和偏好的解释系统中影响就越大”。对于那些刚刚跻身上流的雅皮士们来说，趣味或许还是一件尚未被完全熟稔运用的武器。他们在惊叹其伟力的同时却又不甘心被布尔乔亚传统所俘虏。他们作为新生阶层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代名词。

因此，正如布鲁克斯在书中所述的那样，“他们繁荣而不贪婪，他们取悦了他们的长辈但是看起来并不墨守成规，他们已经升到了顶部而没有太明显地看不起下面的人”，最后一句则是“他们构建了富裕的生活方式，同时避免了炫耀性消费的陈词滥调”。五十年前阶级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如今已经悄然让位于新晋精英阶层的共同利益。比起旧日的“老钱”，他们选择在舒适圈内成为自由精神的代理人和传统的反叛者。由此，布波族成为了新世纪雅皮士们的代名词。

布鲁克斯以刻薄而夸张的口吻描绘了布波们在阶级光环下带着镣铐起舞的画面。科技公司的领头羊在室内穿着刀枪不入的户外服饰，他们将空闲的假期奉献给冒险，在家具和消费上倾向于一种“多元化”和“异国情调”，老派的品味在他们眼里是浮夸而过时的。知识分子则摈弃了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高调宣称的那种“令人尴尬而不快”的苏格拉底后裔的理想化描述——他们也需要精准的算计和包装，而大众则可以理直气壮质问文化精英的可疑面貌，因为“在信息时代，一切都应该变现”。除此之外还有他们对于宗教的开放态度，WASP（白人新教徒）已经不再是布波们的理想人格样板了，他们追求性灵和自由的宗教而拒绝僵化的精神依托。

按照布鲁克斯自己定下的基调，上述的描绘是漫画和全景式的。这无疑给这个略显“正经而冗长”的标题带上了一丝轻佻的意味。事实上，这些讽刺也是当代文化作品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它们可能出现在每年一部的伍迪艾伦电影中，也可能让我们联想到《硅谷》中那些执着于loft和牛仔裤的科技（准）精英——虽然，他们在意气风发的时候确实也难以抵挡一辆莲花牌跑车的巨大诱惑，但可想而知，最后他们仍然选择了一辆特斯拉。在弗兰勒博韦茨的纪录片《假装我们在城市》中，她调侃道，在纽约，人人都背着一条瑜伽垫。今年的戛纳热门影片《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中也用略微讽刺的叙述一笔带过了一位执着于通过印度教追逐自然“神启”的瑜伽教练。当代的文化浪潮已经准确而敏锐地捕获了布波族的崛起，并适时露出了狡黠的微笑。

嘲弄是超越的态度，若非有深刻经验的加持，任何嘲弄都是吃力而不讨好的。但生活最奇妙的地方无疑在于，我们的生存范围如此割裂以至于被嘲弄者还未意识到只言片语，那边的笑声已经冷寂。

作者自己作为典型的布波一族，对于自身的解构和嘲弄当然得心应手。这里或许还有些许刻奇的成分在其中。简单粗暴的阶层刻板印象和随之而来的讽刺在此是首当其冲的。事实上，在2004年，为《费城》杂志撰稿的萨沙伊森伯格就对《天堂中的波波斯》进行了事实核查，得出的结论是，它其中的许多评论具有误导性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但无论批评是怎样的，一位过分好奇阶层背后秘密的读者（他们可能还在大学校园里摇摆不定或者对某一类人感到好奇）可能仍然乐于看到这样犀利的妙语。正如布迪厄在《区分》中评述印象派时这样说，“我们更关注对于作品的形式主义解读”，那么对于阶层的理解也是如此了，粗暴的刻板印象代名词总是更能激发读者的情绪和好奇心。

目力所及，国中的布波族带着紧张而焦虑的神色在竞争中摸爬滚打，永远都有更好的实习条件和简历上更加浓墨重彩的一笔，有旅行和夏令营，远赴山区的支教体验，自我教育总是应该更加多元化。我们的文化研究大都落实到了无数生产焦虑和刻板印象的公号文章中。布鲁克斯笔下的布波族们是紧张而不安的，但这些不安全感让布波们更加强大。同略显疲态的布尔乔亚们比起来，布波族和他们的子女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更灵活也更善于自我批评，他们习惯了丛林生活的危机四伏，警觉地倾听和观察，他们是新时代体面而精致的机会主义者。国中布波族们的焦虑则在这些公号文章的添油加醋中显得更加脆弱，立足点似乎也显得更为拮据。

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一切都在飞速变动。在春季疫情之初，网上流传着魔都布波们在公交车站喝咖啡和放LP的照片。我们无法确定车站外的空气是否真的一如滤镜中显示的那样温暖，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寒冬来临，布波们的街头浪漫仍旧需要期待一座宽容城市的收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