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周集中读到了几本重估左翼国际主义的文学研究，Socialist Cosmopolitanism, Left Transnationalism, People's Republic of Letters, Comintern Aesthetics, Transnational Provincialism, 种种概念花团锦簇，究其核心，是在以“世界主义”阐释/重估/拯救/召唤“国际主义”这条大脉络里选择了不同的位置，才由此形成了概念上的纷繁。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形成的这股世界性的文学潮流，到今天已经只能说是余音袅袅，还能选择这个题目做研究者的学者，大都抱持着左翼立场。这一段落波折动荡，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纠缠，政治志业与政治事业难分，革命过程充满了暴力和血污。这造成了学者相当不同的进入路径和心态，外化到今日西方人文学界，就呈现为概念使用的驳杂性。

学术概念仿佛一束强光，“World Literature”和“Republic of Letters”（Pascale Casanova）概念一出，后世学者仿佛就注定要在这两个圈圈里打转，以上提到的种种概念，大都要在对话的意义上，借着“世界文学”的东风，重振左翼的大旗。然而不同学者综合债务与遗产时，使用的气力是不同的。有的深隽幽暗，有的或许过于简单，看上去离“光圈”也没走多远。Socialist Cosmopolitanism这本书就是如此，若是开句玩笑话，是“形左实右”了。

作者选择1950年代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强调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世界中的文学，世界的文学，为了世界的文学。我是在作者选用cosmopolitanism而不是internationalism看到了作者的用心。作者的研究对象是1949年共和国文学，他之所以有意避开internationalism，正是希望对国际面向的强调不掩盖这一时段文学相当强烈的国族色彩。这正是贺桂梅“当代文学民族形式构建”的反题。（相比于世界主义，国际主义更像一个无视点的存在，世界主义如作者所言，是一种对于异文化的重要性与相关性的理解方式。P192也就是说，对于世界的想象是基于中国的基点。之所以强调世界主义，是希望说明对于1950年代中国文学而言，是世界主义型塑着现代中国文化，编织了它的肌理，落点在中国。）因此作者选择1949年做研究起点，是有合理性的。绪论里讲得也很清楚，相比于此前1930-1940年代的左翼文学和延安文艺，建国后的文化交往基于一种新的机制，新的组织方式。“文化外交”是文化交流的新方式，文化交往成为一种官方行为（外交行为）而非个人、社团行为，政府渠道和行政渠道一方面将交往推向此前难以抵达的地方，但同时也将左翼文学的跨国属性，牢牢把握在国族疆界之内。我以为绪论中对文化外交的铺叙，是这本书最大的贡献。但作者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向下深入探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在1950年代的复杂关系、缠绕形态，似乎愿意在多重“世界性”（various modes of worldiness）的意义上予以和解。这样在个案处理中，就难免滑过相当多的核心问题。比如他已经点出了《译文》改名为《世界文学》的重大象征性，但现有篇幅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不解释清楚这一点，如何断定他把研究对象的下限放在1965呢？作者也认识到译介作为一种诠释行为，所带来的意义复杂性与含混性。如果《译文》对于苏联文艺的介绍代表了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些不乏龃龉的苏联文学流派中，到底是哪一个代表了“方向”？而到底谁是欧美左翼“进步作家”？文学诠释背后是历史解释，“译介”是在“走钢丝”，作者的分析却如此平滑，难免让人不满足。而解冻文学与“速写”文体、报告文学运动深刻影响了中国“百花文学”，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个案。对最新文学潮流的译介本是题中之义，但一旦与国内小气候相结合，为什么产生相当差异性的效果？作者对这些话题都滑过去了，就自然很难展开左翼国际主义文学的历史复杂性和审美复杂性。

因此，作者的理论架构过于简单，世界性的说法对“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学科来说，还算有贡献。但若放到各语种文学研究者对于左翼国际主义的研究上，这句话就显得相当单薄。而在个案方面，就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来说，也是不足够信服的。对周立波《暴风骤雨》的文本细读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过于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