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疑问与一点思考
旧天人合一，是以天子/诸侯/大夫为代表的集体，利用巫作为中介，通过礼乐，来与人格神进行沟通，人格神降天命与有德之集体，以保其天下国家。
新天人合一，是个体（士），利用心作为中介，通过治心养气之术，达到道心人心合一之境，以寻求生命之源和价值之源。
疑问：
根据引用史华慈对超越的定义“对于现实世界进行一种批判性、反思性的质疑，和对于超乎现实世界以上的领域发展出一种新见”，内向超越须包含破和立两个方面，在第二章“轴心突破与礼乐传统”，讲了儒道墨三家对当时礼乐传统的反动，而后面第六七两章，只讲了儒道两家是如何建立新天人合一的，墨家的天人合一是怎么样的呢？墨家的气（生命之源）和道（价值之源）分别是指什么？后面只是极其概略的提到了墨家有精神修养（近以修身，修其身）和天人合一（惠施“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关于墨家超越世界的“新见”到底是什么没有清晰说明。另外，墨家的天人合一，是从《庄子》一书中对惠施之言的引用，叵为曲折，如果天人合一对墨家来说也是终极追求,为什么不从墨家经典上找到直接的证据？此外，惠施到底属于别墨还是名家尚有争论，这也降低了用“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来说明墨家也追求天人合一的可信度。
诸子百家争鸣，个人认为应该是轴心时代轴心突破的表现和产物，本书只提到了儒道墨，其他各家都鲜有着墨。法家虽然产生于轴心时代中晚期，但在当世和后世影响巨大，先秦百家争鸣的局面也是被由法家思想治国的秦国在统一天下后用一把火来终结。法家在轴心突破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法家有天人合一吗？如有的话，法家的天人合一所追寻的生命之源和价值之源又具体指什么？考虑到汉代法家儒家融合这一直接影响，如果说法家没有天人合一，那么“天人合一作为一项思考范畴，在今天依然是中国人心灵结构中一个核心要素”的命题就失色很多。
有教无类”对“礼不下庶人”的反动，是礼在轴心时代流变的一个典型现象，个人认为是礼被注入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内涵后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很好的诠释了内向超越之后的“新见”，足以说明轴心突破后新天人合一的影响。与之类似，“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家思想）对“刑不上大夫”的反动，也能很好的说明轴心突破的本质“个人的精神觉醒和解放”。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都未曾提及，个人认为可能是跟作者强调的“内向超越”的特性关联不大的缘故。但无论如何，总觉得对这场超越运动的结局和直接影响描述得不够有力。
一点思考
礼乐作为轴心突破的突破口，具有核心地位。我觉得礼乐外延与内涵的流变脉络可以清晰的呈现轴心突破的整个过程。
礼乐是从巫演化过来的，巫包括人（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和事神仪式。
从事事神活动的人，其地位随着时间有个由低到高，顶点回落的过程。良渚遗址中玉琮由小到大，随葬品的逐渐丰富，到最后的军政（钺琮合葬）合一，可以观察到巫的地位从低到高的变化过程，甲骨文也看得到殷王直接主持祭祀的记录，文王演周易，巫咸和巫贤父子主导了商朝的复兴，这些文献记录，足以见得曾经巫的权力地位很高。到春秋时期，明显可以感觉到巫的地位降低了很多，《管子》告诫齐王：上恃鬼神，好用巫医，则鬼神骤祟。 事神仪式的变化如何？其变化有从不规则的龟壳到有规则的蓍草，到易经卦辞的格式化流程化使用，虽然这些变化尚不涉及本质变化。最让我感兴趣的是，礼的事神仪式，又如何慢慢转变为社会伦理和人的行为准则的？这个转变，可能时间跨度很长，但却涉及到核心本质的变化，这种外延的变化应该是与其内涵变化交织在一起的。周公往礼里面注入了徳，孔子往礼里面注入了仁（仁有诸徳之总称的说法，可以说是发扬光大了徳），道家主张完全放弃各种仪式，但也强调如何与这个社会的融洽相处，这些内涵的变化都会导致礼的外延的变化。此外，孝经里面的一些具体规范，和事神仪式之间有关联关系吗？
礼的内涵变化是本书的重点。个人理解，三代中，夏礼殷礼，其内涵大多为贿赂鬼神的成分，墨家主张恢复夏礼，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反对事神仪式的繁文缛节，避免浪费，通过简化的仪式达到“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的目的。实际上，这种朴素的贿赂鬼神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有市场。周公制礼，主张修徳来延续天命，礼于是有了形而上的意义，不再是“我给你物质上的好处，你来保佑我”这种赤裸裸的交易了。我认为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所以史华兹以周公以德说礼这一标志性事件来界定轴心时代的开端是不无道理的。本书中，作者也强调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变动。徳，通得，得天命，可以理解徳为承接天命的载体。天命，此时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周室强盛时，天子垄断了天命和徳，天子的政权合法性由上天决定，诸侯大夫等大大小小的政权的合法性，由天子来决定。周室衰微后（春秋开始），天子失去了对诸侯的去控制，诸侯政权的合法性，已经无法再寄望于天子的赐予，需要自己去争取，所以徳也就由天子转移到诸侯。到了春秋末期，三姓分晋的标志性事件表明诸侯权力往大夫转移的趋势达到了顶峰，徳也扩散到了大夫身上。本书通过文本考据，证明了徳的扩散脉络事实上的存在。
徳是如何进化成仁的？徳和仁本是两个抽象概念，具体内容难以描述，我仅从其目的来理解。徳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延续政权合法性（天命），仁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天命概念发展的产物。在轴心时代，天命从政权合法性慢慢衍生出了多种内涵。
墨家和道家的天命是什么？本书有提到道家的天命是洞悉宇宙之律动，同天地共变化，较为抽象，是追求永恒的自由与快乐吗？虽然道家也描绘了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治世，但无为的处世哲学却让道家不会去做点什么来实现理想治世。墨家在本书中篇幅较少，只是提到轴心突破有墨家的参与，其天命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阐述。个人认为墨家很现实，大概是想要创建一种政教合一的政权。又或许是墨家直接号称取法夏礼，从根本上舍弃了周公之徳和天命吧。
天命在儒家，则是“塑造文明”的使命，孔子有“天未丧此文，则我当传之”，曾子有“士不可以不宏毅...死而后矣...” 孟子更进一步，由仁发展出仁政“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当然不是要起兵逐鹿天下，而是希望通过塑造天下人的精神品质来实现天下大治。这种精神品质，就是“仁”。修德是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其客观结果是天下大治，从这个角度看，仁和德所求似乎没什么不同。但是，德是为天子诸侯大夫以及其代表的天下国家集体所有，而仁，纯粹归个人所有，人人都可以修来。有教无类，个人认为是儒家最大的贡献，其尊重和关怀独立之个体，将轴心突破的本质“个人的精神觉醒和解放”揭露无疑。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簿，而乱之首也。” 表面上讲的是道德的退化过程，实际上也是讲从合到分的社会变化过程。结合“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来看，可以从反面印证文明从少数精英向大众传播的轨迹。
站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上，回顾儒家以“仁”塑造中华文明孜孜不倦的努力，有宋儒的得君行道，有阳明心学的觉民行道，有民国“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各种努力，各种成败得失。然而，总会有知天命之士，前赴后继，因为他们相信“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