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社会运转的基本伦理规范是“工作”，工作性质定义了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整个社会的伦理中，工作不是手段，工作是目的本身，人在工作中找到和实现人生价值。这也是精心描摹的空中楼阁，为当时的劳动者带去了人身不自由、沉闷和绝望。 现在，社会运转的基本伦理规范是“消费”，消费背后的深层含义是“选择”，每一次消费都指代一次选择欲望的被满足。“选择”，或者说“消费活动”本身及其准备工作，是比消费结果更重要的。 由此，“自由”应运而生，推动了工作伦理的倒掉——人最大的价值不再是不断工作提供产品，而是不断以自由选择的名义做出“选择”和“消费”。 这引申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工作伦理时代，穷人（处境不利人群）指没有工作的人；而在消费伦理时代，选择范围狭小的、没有选择的人成为底层。人们不再倾慕白手起家的财富故事，人们倾慕财富本身。 消费者社会如何“处理”和“看待”一些穷人？ 现代国家的福利制度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保障，但这建立在“穷人”仍可发挥作用，社会希望他们回到生产循环的前提下。 在消费伦理之下，新穷人本身对自己的处境不利负有责任，这一切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选择对社会规范、社会秩序背离，选择离开主流阶层。 接续“消费社会中最重要的是选择”这一命题及接续的“穷人、底层社会、福利领取着在消费社会中被视为自主选择背离社会主流阶级的生活”的逻辑，“社会规范”进一步划分了“选择”的性质——社会底层，或者说新穷人是自己选择背离社会规范，跌入底层，因此他们对自己的现状负有全部责任。 这一逻辑再次回到“社会国家”“福利国家”摆脱道德责任的逻辑：一个处境不利的人是自主选择他的生存境况，因此社会无需为自主选择负道德责任，亦无需保证他们的生存质量。相反，由于“背离规范”这一主动行为的存在，这些底层人与新穷人还存在着主动分裂社会的嫌疑，需要承担责任。 弱者有理的宽怀已经消失，弱者有罪的指控正蓬勃。 然而，穷人在被歧视、被驱逐的前提下，仍承担着稳定的作用——尚处于社会主流阶层的人们通过将社会带给个人的无差别的焦虑和愤怒投射给这个社会的失败者（穷人或底层阶级）的方式缓和自身的情绪问题，维持自己作为社会一部分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穷人和底层阶级接过了自冷战结束苏联结题后无处安放的“敌人”形象，敌人由外部转向内部，转向社会之内不同阶级的对抗。这种对抗给人带来不安，从而使人们进一步依附社会的“规范”与“保护”，为了保证自身在社会中的安全，接受没有尽头的工作，驯化自身的消费习惯，投入到无限的欲望无有尽头的追逐之中，成为社会无机的、稳定的构成部分。 通过将穷人定义为失败者、反抗者、潜在的犯罪者，社会不用再对他们负责，无需再支持他们，并实时恐吓着社会中的“普通人”，于是这套社会秩序一往无前，扫荡了所有现代社会国家。 所以，当我们说“抵制消费主义”或“拥抱极简主义”时，我们真的成功抵御了消费主义吗？如果一个极简主义者花费24小时不断浏览各种各样的家具，即使他最终只选择了其中一件，这种漫长的“消费前置动作”是不是消费主义希求的行为？我们说“追爱豆白嫖就好”，但是不断的“pick”“爬墙”“入坑”是不是一种不断满足永无法满足欲望的消费变体？消费主义的外延远比我想象得深入而宽广。也许对消费主义而言，钱只是一个方面，它真正想要的，真正握在手中的，是我们宝贵的，奔流不复回的时间，以及每一秒钟我们注意力的投向。也许只要令人愉悦的选择还在进行，抵御消费主义就很难说有任何进展，但是无论如何，至少我学到了用新的眼光看待我做的每一个选择，还有我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处境不利之人。我对他们的关注也许不应只限于“有一天我可能也会变成那样”的唇亡齿寒之共情；考虑他们的现实、他们的需求和他们在这个时代之不幸，少做苛求，多一些尊重可能更好。 与此同时，我也需要再次思考，我“需要”在这个社会中呈现什么面貌？我需要在我自己的人生中做出什么行动？我要为我负责，而非每一个消费的、迷乱的选择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