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冬天我出了好几趟门。远的要坐六个小时的飞机，近的也要两个小时的火车。帕慕克的这本《雪》（snow）居然让我在各种交通工具上断断续续地看完了。这本书给我带来的阅读喜悦，远比我所期待的要大。说这阅读经历如同扫罗出外寻找父亲的驴而得到一个王国，可能有点夸张了，但至少，我自己感觉像是《桃花源记》里那个渔人，渐渐忘路之远近，而到了别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喜悦则已，但这一阅读体验并不是轻松的。全书的忧郁与诗意，一直都在怪石嶙峋的沉重现实间飞行。犹记得读到全书的一半处，在主人公卡幸福顶点的描写之后，紧接着的便是数年后他的死亡，我在火车上望向窗外，外面也正风雪大作，狂风卷起铁轨上的积雪，好像命运的凛冽呼吸扑面而来。像任何一本伟大的小说一样，《雪》难以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作者的叙事紧密浓烈，将宏大的理念争斗压缩到富于戏剧性的场景之中，又富于细节丰盈的质感。整部小说如雪花般繁复精巧，望之仿佛有一总体形状，而若不断放大，深入细节，又能层层发现独立而完整的细微结构。

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论及小说的品质，第一条便是“轻逸”，还举了奥维德为例。诚然，小说之为小说，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逃脱现实的掌握，而在“变形”和“转化”中，反过来掌握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讲，所有伟大的小说都是“轻逸”的。然而不同的作家，其“变形”的风格与程度，在在不同。有人将现实拆散重组，浑然天成，几乎能让读者错认为信史，如托尔斯泰即是如此；而如卡尔维诺自己，或许还有博尔赫斯，则将滞重的材料翻为新奇的成品，妙在无一处与生活相似，而精神结构却处处相合；另外也有人干脆抽身而出，以人物为载体，描写的却是意识与观念。无论是哪一种，都非天才不能为。平心而论，帕慕克或许并无如许才气，但他精致而善感，又是“苦吟派”，写出来的小说可能正是上述各类的混合。在《雪》中，读者能体味到作者安排之精巧，但这种精巧并非轻松肆意，而让人感到作者实是举鼎绝膑，殚精竭虑。在情节的高度紧张之外，读者也能感到作者的紧张，而这种紧张乃用一种并不蛮横甚而温柔的方式，助成小说中思考的力量。

《雪》直接涉及政治，世人也以“政治小说”目之。若单纯从故事来看，的确此书实在写了太多高密度的政治议题。种族屠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军人政府，政治异见者的代际差异，女性地位，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凡此种种，无不提及。但如此概括，似乎又太过简单。除了政治之外，书中还有大量篇幅描写诗歌的诞生、心灵的痛苦，说此书着力写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这个老话题，也未为不可。然而在这些关乎精神或理念的宏大叙事之外，《雪》从头到尾，却也在以罕见的密度关注“幸福”。书中的每一个人物，虽然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力量、态度、潮流的代表，却也都各自怀着一个关乎个人“幸福”的秘密。

这可能正是《雪》真正夺人心魄之处。帕慕克一向被认为是有阴柔忧郁气质的作家，同样一个故事，如果不是由他来写，可以轻易丧失文学特质，成为类似宣传品的东西，而他在这本书里展现了自己高超而精微的理解力。他懂得生活的两面：在富于男性印记的宗教、政治、文学等宏大概念之外，在描摹粗砺的精神与险象环生的事变的同时，他以一种女性的视角不断谈论着幸福，它是什么，如何得到它；何为爱，如何嫉妒，为何愤怒，为何挫败。他构建高度象征化的精神场景，转身又微妙地揭开幕布，隐约地指出支撑着这舞台的也有再平凡不过的日常情感：情欲、对舒适生活的追求、对承认的渴望。

在这充满张力的两面之间，帕慕克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他没有让一方压倒另一方，也没有令它们消解对方的意义，而是以忧郁和沉思的风格展示了它们如何交织缠绕，共同左右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死亡。政治对与情爱和世俗生活的细枝末节的渗透与控制，以及后者的反抗，本是政治小说的惯常主题。无论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还是扎米亚金的《我们》，都以简单明快的方式表现了二者的争斗。“乌托邦小说”令人觉察出意识形态和集权统治的荒谬，而《雪》则把政治宗教上某些扰攘不安，归还给生活、欲望和单独的个体。后者或许没有前者的力量与影响，但无疑更加复杂、深邃，触及了人类生活中反复出现的两难境地。在这个意义上，《雪》可能不是政治小说，至少不仅仅是政治小说。

人如何才能幸福，是否人人皆有资格得到幸福？关于这一点，在《雪》中有一番令人印象深刻的对答。在一场由于种种原因（当然有着政治和情感的双重原因）而充满敌意的会面中，苦于流亡生活的疲惫、渴望爱情与家庭温暖的诗人说，“只要我幸福，其它的我都不在乎”，而富于魅力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神蓝则回答，“记住，只寻找幸福的人永远得不到它。”这一番对话，无数的哲学争辩堪为其注脚，而每个人依据自身的际遇，也必有不同的评判。伟大的小说都是伟大的心灵投向世界的探索目光。归根结底，《雪》是否就是帕慕克以包罗万象的笔致写出的关于“幸福”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