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编著者，知名的教师教育家Judy Shulman（Lee Shulman的太太）上周去世了，享年80岁。Shulman夫妇在60年代末从芝加哥（Lee在63年毕业自芝大的教育学系）搬到East Lansing，并在82年去了斯坦福。他们夫妇二人基本上都是我老师的老师那一辈（Suzanne Wilson是Shulman在斯坦福的第一批学生），Gary Sykes和Jere Brophy是他在密西根州立的同事（两人在我入学的时候都离开了：Jere在几年前退休，但常来学院活动，他在2009年去世；Sykes去了ETS做咨询工作；同为同事的还有David Cohen，他早一步去了密歇根大学，一直在密大教育学院，直至去年去世）。Shulman夫妇二人都对教师培育的工作怀有极大的热情。我还记得在博士班的课上读到Lee Shulman在1983年写的Teacher Knowledge的主题演讲，感受到的震动——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有人系统地把教学的知识概念化。Lee Shulman本人后来转向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大量参与到斯坦福医学院的工作里（同时作为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的主席）。Judy则参与创建了 Far West Regional Educational Laboratory，后来改名为知名教育公司WestEd。

Shulman夫妇最大的贡献在教师教育领域。他们把对教师实践的研究从心理学家那里拿了过来，用案例研究的方式将其改造成了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什么是教师的知识？是关于学科（subject matter）？关于课程？还是关于教学方法的？他们的著述也都被引进中国。Judy在92年编著的Case Methods in Teacher Education在2007年由华东师大引进出版了，即为本书。

但Shulman教师知识研究与知识社会学不同。他的分类法更多的受到「行动」的指引，目的是为了改变人的行为，培养更好的教师——这是大部分教育学院的宗旨。同时，这一改造不是学科式（disciplinary）的。纵观Lee Shulman的研究，不管是他芝加哥的博士毕业论文，还是后续的著述，都并没有引用任何知识社会学的核心文本：既没有当时刚出版的伯格和卢克曼（1966），也没有更早的欧洲现象学传统（如曼海姆，1936）；更完全没有提及结构主义（索绪尔／皮亚杰／列维-斯特劳斯等人）。他关于知识系统的理解既不是库恩的范式（1968），也不是波兰尼的默会（1962），而是一个简单的分类。这一分类在认识和行动之间创造了一个可以细分的梯度（gradient）。在这本书里，你能够读到的是情境认知、不良结构领域（ill-structured domain）等心理学家的术语。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对于教师教育的讨论大都依然处在学科间的间隙地带。核心地带学科和应用领域之间的「铰链」（hinge）没有出现，教育和社会学在知识这一领域依然是独立而非关联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