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找出《道德經》《莊子》和《南華經》這些道家和佛教的書籍來讀，幫助自己提升思想境界。當然讀書只是起到輔助作用，更重要的是，這時候的他心態變了，開始站在第三方角度來審視自己。他發現自己年輕時深受儒家熏陶，後來又帶兵打仗，採用法家的嚴刑峻法來治兵治民，這儒家、法家兩種思想體系結合在一起讓自己的意識形態變得非常僵化和嚴酷，而且性格上又太「巴蠻」，做事強硬，所以在旁人眼裡，曾國藩做人做事都缺少必要的寬容和彈性，其他人自然就很難與曾國藩達成共識。長此以往，他就成了官場上的孤家寡人，被人給排擠出去了。

在反思的過程中，他結合了道家的無為和辯證的思想，真正理解了老子所說的「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的道理。那些性格上過分要強的人往往是經不起外部挫折的打擊，因為他們對自己期望過高，人性本來的彈性都沒有了，所以失敗可以輕易折斷他們的意志。相反，那些看似性格柔弱，能夠基於現實踏實做事的人，反倒可以在社會潮流中捕捉到機遇，成就大事。

隨著曾國藩反思的深入，他漸漸懂得政治家的處事態度一定要謙退、理性，要把官僚體製作為實現政治理想的工具，而不是時刻想著去反抗破壞這個系統。另外，官場上最基本的運行機制應該是利益，利益才是人與人合作的最廣泛共識，因為利益可以協商，可以分割，還可以交換，政治家必須要學會用利益吸納更多同盟者為自己服務。

終於，曾國藩完成了從一個政治空想家到成熟的政治家的轉型。

曾國藩為什麼還要貪污受賄呢？這是因為他依靠政治利益在官場上跟別人打交道。他不得不接受已有的官場潛規則，但是這些灰色收入絕不是他做官的目的，而是他處事的手段。我們可以說，當曾國藩面對自己的時候，他是一個高潔的問心無愧的聖徒；而當他面對整個官場的時候，他又是一個圓滑的務實的政治實幹家。

曾國藩對神秘文化的好奇的確沒有幫他找出人生的真諦，但是他對西方文明的寬容，卻最終讓中國這個老大帝國邁出了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