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恐慌

王小波的《思维的乐趣》这篇杂文，已数不清看过多少遍了，属于那种真正每嚼一次就能嚼出点儿新东西的文章。最近一次嚼出点东西，大概是在刚才。

众所周知，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是一辆大卡车，就如同王二在文革之后工作的那个腐厂一样，我们在大卡车上生活。王二的豆腐厂被厕所散发出来的浓厚又粘稠的、凝胶一样的臭气所笼罩着，而我们的这辆大卡车在某个时候突然挂了倒挡。我不是开车的人，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就挂了倒挡。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挂倒挡和厕所里发出的臭气并没有什么区别。

关于这团臭气，我们又可以解释如下。王二七四年在豆腐厂开始工作，而厕所和臭气都先于王二存在于豆腐厂，于是我们知道了，这团臭气虽然不是有机物，但它无疑具有生命力，不仅寿命颇长，而且就像孙悟空一样还有七十二般变化：大炼钢铁的时候是天空中那一团紫红色的云，文革后它就变成了厕所的臭气，臭气一直绵延到了二零一七年。它还能影响人的神经和决策，所以现在大概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开车的人挂了倒挡。

我一直不觉得我是一个会思考的人，尽管从记事起就一直在思考。七八岁的时候爸妈叫我不要和某些小伙伴玩，因为我的小伙伴做了寻常意义上的大人所认为的坏事，那时候我在思考我为什么不能和他们玩儿?因为我们是一个院儿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们；十三四岁时我开始觉得很不快乐，因为作为一个品学兼优--是的，那时候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我觉得父母并不怎么关心我，而那些成绩不太好的学生看上去却挺快乐，于是我模仿他们成了一个“坏学生”。后来发生的事证明我唯独在这个问题上犯了蠢。一个人绝不该放弃自己拥有的好的东西，比方说学习的能力。后来现在我听到有漂亮的人说“漂亮有什么用啊，还是找不到男朋友”的时候，我知道如果叫他们放弃那张脸，他们肯定是不愿意的--漂亮总比不漂亮好，并且漂不漂亮和找得到恋人与否并无关系。遗憾的是那时我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以为放弃成绩父母就会关心我，就会开心一些。如前所说，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蠢。脸变丑了还想变回来，就需要付出代价。

现在我二十一岁，依旧在思考。不同的是，大概是我的脑袋产生了一些病变，有时想发太多，思维太过活跃就会异常痛苦。关于思考让人痛苦这件事，在暑假已有了深刻的体验，更遑论思考的乐趣。

所以在我难得平静的思考的时候，比如就在打出这段文字的现在，我就体验到了思维的乐趣。每时每刻我都能冒出关于某件事情的想法，比如刚刚在买意大利面的时候我在思考关于思考，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章。我甚至思考过我自己的存在，这也会让人苦不堪言，所以这里不打算写它。如果是在以前，我会让这些想法一闪而过，而现在我会在第一时间将它记录下来，手机就成了我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还有一些问题，我一时找不到答案，便会有空去翻阅相关的书籍，在读书的过程中我明白了问题，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源源不断的解答催生源源不断的问题，我便有了源源不断的思维的乐趣。这方面我要感谢王小波，他说过：如果你讨厌一件事就要把他弄明白，否则就不知道为什么讨厌它。实话说我特别讨厌我自己。

现在我依旧会感受到一阵思考的痛苦，不是源自大脑的病变，而是来自卡车。王小波说如果罗素被派去插队，那他很有可能就要自杀，那是因为在插队的时候不能自由的思考。思维的限制对普通知识分子都是致命的，更可况对罗素先生这样的大思想家。想象一下如果罗素整天只能看小红书，看样板戏，早请示晚报告，那他绝不会成为一个大思想家。现在我们生活的卡车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卡车上的网络被屏蔽掉，社交网络被监视着，舆论被管控着，思维被闲置着。作为卡车上的一员，肉体凡胎的我虽然还能生存，但我也爱思考，如前所说我体验到了思维的乐趣。我不愿意思考这件事儿变得让人恐慌，肉体上我得活着，精神上更要活着。

现在我终于嚼透了《思维的乐趣》里边的这段话:“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我不知道很多的人到底是多少人，但至少我是其中的一员，这种恐慌和王小波害怕看红宝书，害怕样板戏，害怕早请示晚报告同样没什么区别。“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一些宗教仪式中得到思想的乐趣，所以一直郁郁寡欢”。谁知道未来我们会不会被强迫参加某种宗教仪式呢?

王二还能在豆腐厂的塔顶上寻得一丝新鲜空气，但是现在在卡车上我却还没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