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意即，作为资源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意义建构的那部分世界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话题越来越热，海外讨论虽多，大陆也方兴未艾，二者旨趣取径不同，但都还在起步阶段，在史料与方法论层面也仍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洪老师作的是门外闲谈一类的文章。读来轻松，体式自由，在摆脱了学术论文体的束缚后，洪老师的札记体式如同指月之指，雪泥鸿爪而点到即止，既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可继续发掘的空间，也完美避开了不跨语言，全用中文史料或二手研究的短处。

当代文学史的诸多研究长期受材料限制难以全面开展，研究者需要像国内治冷战史者“曲线救国”，利用他国档案所留存的材料。本书则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利用民间文献。这也是知识流通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可视为接触的“界面”。洪老师这部书大量利用此类材料，可称得上别具只眼。能找到张光年、刘白羽的两个对外批判，与对手方的两个回应，就见功力。而作协所提供的西方经典目录一出，第一篇文章便立了起来。文革时期编纂的诸如《周扬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汇编 》这种错误言论选集，资料闳富，如能恰切使用，也有奇效；《德尔苏·乌扎拉》是非常好的冷战文化研究的个案；其他诸如苏联电影文集（内部发行），《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1、2辑），都是在阅读中让我眼前一亮的材料。

而文章所呈现的各种问题意识也值得继续深挖，如1950-1980年代政治抒情诗的体式问题，如全球各地不约而同兴起的现实主义辩论问题，都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域。后者更是洪老师的核心关切，虽说全书以个案串联，并无体系，但一个潜在的倾向则是致力于发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统”以外的资源。对南斯拉夫、加洛蒂、阿拉贡、马雅可夫斯基异质性的挖掘，都在这一脉络上。对“异质性”所包含的可能性的向往在这本书中近乎成为一种迷思性质的存在。

值得强调的是，洪老师的这种做法其实非常难，因为民间文献往往散碎，以单个文献为中心的讨论势必管中窥豹，需要非常恰切地定位材料的上下左右，又极要求分寸感，才能发挥此类材料的长处。对此类方法的盲目模仿是相当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