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日本蒙古史與世界史的相關著作在海峽兩岸的出版界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熱潮，其中又以京都大學東洋史教授杉山 正明的著作為主。自2011年以來由廣場出版社在臺發行精裝漢譯本初版《大漠：遊牧民族的世界史》首先開啟了這股風潮。 其後並持續出版杉山 正明較早的其他作品，諸如《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 與另一本《顛覆世界史的蒙古》。 除了杉山 正明的作品以外，在臺灣另外還出版了另一位日本蒙古史耆宿岡田 英弘教授的作品《世界史的誕生：蒙古的發展與傳統》。 據稱，未來還有其他相關著作的發行計畫，值得期待。

在中國，杉山 正明的著作所引起的反響更大。中國出版界除了引進《忽必烈的挑戰》與《遊牧民的世界史》的臺灣譯本以外，另外還發行了《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 西夏 金 元》一書的漢譯版。 這也引起中國史學界的注意與討論，例如復旦大學的姚大力教授為《疾馳的草原征服者》撰寫書評（後收入該書作為推薦序），而北京大學的羅新教授則為《忽必烈的挑戰》撰寫書評，最近北京大學的張帆教授在訪談中也回應了作者杉山教授關於大中國與小中國的理論。這三篇文章都發表在中國主要媒體之一的《東方早報‧上海書評》上。 這些評論主要是針對作者所提出的元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問題進行討論。後來《東方早報‧上海書評》還曾訪問作者本人來回應相關的評論與問題。 網路上也掀起一陣熱烈討論。這股海峽兩岸同時颳起的杉山旋風確實引人注目。而開先河的正是這本《遊牧民的世界史》。以下將簡要介紹本書的內容，並梳理相關的學術與大眾討論，最後談談本書對當前臺灣社會與學界可能的啟發及其現實意義。

本書正文共分為七章，另附有增補版序、跋與松本 建一的〈解說──關於「定居」及「移動」〉。在第一章「民族及國界之外」中，作者首先簡介了歐亞大陸的環境，為之後的討論設置舞臺。他也提到不同的緯度較經度而言，對於氣候變化與人類活動的影響來得重要許多，這點與戴蒙（Jared Diamond）的《槍砲、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 of Human Societies）的主張若合符節。 而作者認為將歐亞大陸沿海邊緣地區略過後，歐亞內陸以乾燥氣候為共通點，且在風景上具有一致性，因此當地居民和沿海濕潤地區的居民相較，有著不同的形象與意識。因此作者將此一區域稱為歐亞中間地帶。而這片地區的歷史，由於幅員遼闊，因此過去很少被人當作一個整體來分析。一般而言，人們對這個地區的印象就是絲路，或是文明的十字路口。然而隨著各種語言的文獻與考古資料逐漸出土，近年來的研究逐漸趨向將歐亞大陸視為整體，而將此一地區概略分為草原與綠洲。而草原上的人群以遊牧民族為主，綠洲則以灌溉農業為主。而其中遊牧民族則扮演連結區域內部的角色。因此若要談歐亞大陸或全球性的世界史，不可能避開遊牧民族。

作者也說明了遊牧的性質。遊牧實際上是帶著牲口隨著季節而有大致固定移動路線的系統性移動，而非漫無目標的移動。但是遊牧生活由於無法完全自給自足，且易受極端天氣影響，因此相當不穩定，因此造就了遊牧民族與定居社會共生的結構，並且具有機動遷徙、群居與擅長騎射等特點。而擅長騎射也使得遊牧民族成為在現代槍砲出現以前最為優良的作戰部隊。但是這些遊牧軍團或國家基本上都不是由單一民族所組成，而是由多種民族組成的群體。作者並且認為西方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概念並不適用於古代的遊牧民族國家，並且試圖找出在民族（nation）與國界線以外的世界史研究框架。

第二章「解構歐亞中間地帶」對歐亞中間地帶的地理環境進行具體剖析，包括了北方西伯利亞針葉林地帶，而其南部又可分為東部的蒙古高原、西部的天山南北麓。而在更南方則是西藏高原。至於歐亞大陸的西半部南端則包括了阿姆河（Amu Darya）與錫爾河（Syr Darya）之間的河中地區及其西邊的伊朗高原，甚至可以遠及兩河流域與北非。北端則是西北歐亞大草原，東側起於哈薩克大草原，並向西延伸至喀爾巴阡山脈東麓。作者在介紹不同的地理環境時，也搭配當地的遊牧民族歷史來進行敘述。而由於遊牧民族所遺留的文字史料較少，因此常常必須仰賴定居民族的記載。但是這些材料也常常充滿對遊牧民族的各種偏見。定居民族也常以文明自居，而視遊牧民族為野蠻人。例如古代波斯帝國將其統轄的領域稱為文明區域（Iran），而將阿姆河對岸稱為蠻夷之地（Turan）。這也與古代希臘稱呼遊牧民族為蠻族（Barbaroi），以及古代中國的華夷觀念相似。

第三章「追溯遊牧族群國家的原貌」，探討歷史上所記載的第一個遊牧國家斯基泰人與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之間的關係。主要依據的是古代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 c. 484-420 BC）著《歷史》一書中的記載。作者杉山 正明認為世界史上的第一次亞洲與歐洲的正式大會戰，既非波希戰爭、也不是希臘馬拉松戰役，而是約發生於西元前513年左右的斯基泰－波斯戰役。即便波斯帝國動員了數十萬將士，但這次戰役，最終仍以波斯帝國損失八萬兵卒失敗告終。在這次戰役中，斯基泰人運用移動迅速的騎兵，加上堅壁清野與誘敵深入的戰略，成為克敵制勝的關鍵，後來也成為遊牧民族對抗定居國家的主要戰爭形態。在族群成分上，斯基泰人內部也相當多元，除了有草原遊牧民以外，還包括了定居都市居民、商人、與農業民族，因此很難說是存在單一斯基泰民族為主的遊牧國家。而在歐亞世界史上，阿契美尼德王朝作為定居國家的原型，斯基泰則成為遊牧國家的起源。這兩種型態的國家在東方則是以匈奴與南方的漢朝為主，作者認為這也許是受到斯基泰型與阿契美尼德型兩種國家形態向東流傳影響的結果。而匈奴冒頓單于在白登山對漢朝的勝利則象徵著遊牧民時代的揭幕，並持續了兩千年之久。

第四章「連結草原及中華的變動波潮」，則以西元前129至127年左右，漢武帝主動出擊匈奴的戰爭為開始，討論長達五十年的漢匈戰爭對兩邊社會經濟所造成的重大衝擊。作者並認為主動挑起戰爭的漢武帝要負最大責任。後來東漢藉南北匈奴分裂之機會，控制了西域。但是跟南匈奴結盟的結果則是匈奴人逐漸進入長城以南定居，並且成為後來匈奴後裔劉淵在西晉內亂時崛起的舞臺。自西元四世紀鮮卑拓跋氏建立代國以降至唐朝崩潰，西方將這段時期的中國稱為Tabgach，意指拓跋。作者據此將這段時期的中國稱為拓跋國家，並認為唐朝編纂的史書有意淡化了唐朝的鮮卑拓跋屬性。而拓跋國家正是一種跨越草原與中國及華夷框架的新型國家。

第五章「撼動世界的突厥、蒙古人」以西元四世紀興起的突厥－蒙古系國家柔然為開頭。柔然趁鮮卑拓跋氏南下後蒙古高原出現權力真空之際，成為主要的遊牧國家。柔然在遊牧國家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在於首次使用了可汗作為君主的稱號，未來並且為突厥與蒙古所繼承，而成為歐亞大陸上的重要稱謂。而同時在中亞則有伊朗系的白匈奴（嚈噠）興起，而突厥系的高車則位於柔然與白匈奴之間的阿爾泰山與天山區域。而伊朗高原的波斯薩珊王朝與中原的拓跋國家北魏則是主要的定居國家。這種情況到了西元六世紀中葉由於突厥的興起而出現大幅改變。突厥首先擊破了高車與柔然，並且與薩珊王朝聯合消滅了白匈奴，另外還迫使東方的拓跋國家北齊與北周屈服於它。作者認為從其疆域與勢力範圍來看，突厥可稱為世界帝國。但是這個局面只維持了三十年左右，西元583年，突厥分裂為東西兩部。當時剛剛篡奪北周帝位的隋文帝楊堅趁著突厥內部動亂之際，出兵併吞了江南的陳朝，統一了中國本部。其後的隋煬帝雖然有擴張的野心，但是由於遠征高句麗失敗而導致帝國崩潰。當時駐守於山西太原的李淵趁機奪取了政權，建立了唐朝。不過其背後仍有東突厥的支持。

作者特別強調了李淵的母親獨孤氏的匈奴血統，並且認為後來唐太宗之所以能夠成就天可汗的霸業建立世界帝國，拓跋國家的特徵（包括了遊牧民的騎兵戰力與追溯自匈奴的尊貴血統）發揮作用是主要原因。但是唐朝和突厥一樣也是個轉瞬即逝的世界帝國。特別是中東伊斯蘭勢力的興起挑戰了唐朝在中亞的霸權。加上北方回鶻與西南吐蕃的興起，以及西元755年唐朝內部爆發安史之亂之故，導致唐朝一蹶不振。不過在這個時期，歐亞內陸的一大特徵就是突厥語逐漸成為當地的共通語，突厥化在帕米爾高原以東快速擴展。且伊斯蘭中東世界的政權很快轉移到原先作為奴隸兵將的突厥民族手中，例如位於阿富汗的薩麻尼王朝（Samanids）與西亞的塞爾柱帝國（The Seljuk Empire）。在歐亞東部則是蒙古系的契丹與突厥系的沙陀崛起。五代中有三個朝代是由沙陀系出身的君主所建立的，包括了後唐、後晉與後漢。因此此時的中原可以稱為沙陀政權，並視為拓跋國家的延續。而契丹遼朝在耶律阿保機立國後逐步興盛，並將沙陀政權納為附屬國。東亞成為宋遼南北對峙的局面。契丹在東方遊牧國家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在於它在遊牧國家框架中導入了農耕國家系統，使得其統治的穩定性增強，另外就是契丹在中亞以西的世界中，取代了過去的拓跋（Tabgach），而成為中國的代名詞。這個情況即便女真後來取代契丹建立金朝，佔領華北後，仍舊沒有改變。這也是契丹對後世遊牧國家與中國的重要遺產。

第六章「蒙古的戰爭與和平」從元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說起，談到北京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的首都，在於蒙古征服中國後，中國史本身所產生的極大變化，亦即由小中國到大中國的變化。可以說世界的世界化與中國的擴大化都是從蒙古時代開始的世界史重大現象。西元1206年鐵木真統一蒙古高原諸部，並登基為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之後，蒙古帝國開始向外擴張並席捲歐亞大陸。直到1260年代忽必烈在汗位爭奪戰中勝出以後，蒙古帝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作者認為首先蒙古在成吉思汗時，透過大型遠征去統合過去處於敵對狀態的新成員，並且透過長期離鄉背井的機會，讓這些人建立對於蒙古的認同。而後來忽必烈對於蒙古帝國的構想則是將蒙古的軍事力與中國的經濟力合併，再進一步活用穆斯林的商業力以達到經濟統合。特別是蒙古貴族會與斡脫（ortoq）商人合作，以便將其營利活動直接放入國家管理之中。另外在此時銀的擴大使用也使其成為跨越歐亞的公定貿易基準，而以鹽引與紙鈔作為銀的輔助品。而廢除通關稅與實施大型間接稅則有助於發展遠距離貿易。而蒙古帝國的出現也無法套用過去遊牧型、農耕型與海洋型等國家的分類，因而可視為首個世界帝國，也是世界史上的分水嶺。

第七章「探尋近現代史的架構」則討論後蒙古時代的世界如何由陸地及騎射時代轉換到海洋及槍砲時代。在這段期間，由西歐主導的全球化逐漸成為世界史的發展主流。民族國家成為歷史敘述的主要框架。而作者寫作本書，正是希冀透過處於民族國家邊緣的遊牧民角度來重新反思世界史的架構，並且說明這群邊緣人其實曾經是人類歷史的支柱，而且是最大的國家掌握者。

作者在討論到世界帝國的起源時，先後提到過突厥帝國、唐朝與蒙古帝國。這也許會讓讀者有些困惑。究竟何者才是作者所認定最早的世界帝國？如果我們對照作者其他作品的話，不難發現，其實他心目中最早的世界帝國還是蒙古帝國。 突厥帝國與唐朝在規模與持續時間上都不足於和蒙古帝國相比擬。

在談到契丹耶律阿保機登基自稱為天皇帝時，作者認為這不代表契丹已經接受了中國式的皇帝稱號，而更像是天可汗（Tengri Khagan）的漢譯。另外，包括燔柴告天等登基儀式不僅可以被視為中國式的傳統，也可能是繼承自突厥－蒙古系遊牧民族傳統。最近羅新所提出從內亞選舉大汗的傳統來解釋關於耶律阿保機預言自己死亡時間成真一事，並大膽推測耶律阿保機很可能是自殺而死，也可以視為是對遼朝國家性質具有內亞遊牧民族色彩的一個補充和解釋。

另外關於元朝所使用的銀、鹽引與紙鈔等，近來也有新的研究進展。德國圖賓根大學漢學教授傅漢思（Hans Ulrich Vogel）的2013年近作《馬可‧波羅到過中國：貨幣、食鹽與稅收方面的新證據》（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Revenues）就大大增進了吾人對於元朝金融與財政的了解。 例如元朝紙幣在流通上存在著南少北多的不均衡情形。這是由於忽必烈征服後南宋後仍有許多南宋銅錢在江南流通，且蒙古人對新征服之南宋領地的統治不穩固，加上地方官員敷衍塞責，另外還有紙幣本身的品質不佳與數量不足所導致的。

書中另外在內容編排上，也不是特別均衡。例如在談到於唐朝對外關係時，突厥與回鶻都是敘述重點，但相較之下同樣是遊牧民建立的吐蕃帝國的地位就被低估了。另外鮮卑、契丹、女真以及後蒙古帝國時代的世界史份量也似乎較輕。然而以一本小書的篇幅而言，也許也不能求全。但這些可以參見作者其他的漢譯著作。至於後蒙古帝國時代的歐亞，推薦讀者閱讀Timothy May近作《世界史中的蒙古征服史》的第三章「1350年的世界：一個全球的世界」，這是我目前所知用最短的篇幅而能恰當總結蒙古帝國崩潰後的歐亞世界概況，特別是內亞部分。

筆者最後想談談本書對當前臺灣社會與學界可能帶來的啟發與現實意義。蒙元史在中國史學界中，規模相對來說較小。一方面元朝作為非漢族建立的中國朝代，治史所需的語言門檻較高，原始檔案文獻解讀不易。另一方面由於牽涉的地域與族群更加複雜，也使得蒙元史研究更脫離中國史的框架，而具有世界史色彩，也因此需要更多國外的知識背景，訓練時間相對較長。蒙元史的研究圈在中國史學界受到的重視相對較少，而在臺灣情況恐怕又更加邊緣。近年來的臺灣蒙元史相關研究基本上是針對元代蒙古治下的漢人社會、文化與思想，旁及色目人如何受漢文化影響的議題（例如對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探討）等等。關於蒙古帝國與其影響的討論基本上相當罕見，而相關的書籍讀物則更為匱乏。而在本書中，作者除了介紹歐亞遊牧民族的歷史以外，更不時穿插各種小記。這些小記一方面是作為背景知識的補充，但另一方面也透過引入日本讀者熟悉的日本歷史與文化個案，來建立讀者與書中主題的連結。雖然這些個案對於臺灣的讀者來說也許並不熟悉，因此缺乏共鳴。但筆者更翹首期待未來臺灣能夠出現更多類似的自編讀物，結合臺灣讀者熟悉的歷史文化背景來寫作這類的歷史書籍。相信這將使臺灣讀者更易於掌握這些知識，並能帶來更為多元的歷史觀與世界觀。

此外就現實意義來說，今天無論是中國首倡的「一帶一路」（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者的簡稱）或是俄國所倡議的「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內陸歐亞（Central Eurasia）都是重要的組成部分，並且是蘊藏豐富能源與礦產的戰略地帶。本書對於想了解這個區域的臺灣讀者來說，也大有裨益。筆者從事相關研究，也樂見廣場出版社願意為臺灣讀者引介這些國外的優良內亞歷史與文化讀物。因此藉著廣場這次發行本書校訂新版的機會，不揣淺陋為本書撰寫導讀，也算是在臺灣推展內亞與蒙古學的相關研究略盡棉薄之力吧。

2015年6月30日

（此處略去註釋，請參見原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