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道江湖》附录二篇到《小花旦》再到新作《韦驮天》，王占黑的写作在不断走向成熟，虽然不无缺憾。比如我觉得可能在语言风格上越来越模仿王安忆的气质？她的语言越来越含蕴，倾向于不点破，调动读者的思量。这诚然与方言写作有关，是口语的魅力，有机锋，但平白也有平白的好处在，读得多了，倒不免有些疲倦。不过也并非要否认这种不点破的写作方式，读《痴子》时读到一句“不是苏西，美中放心”，人生自有不用、不必说破处，时况物感已通八九，言语点拨一二，即已了然。再如她的小说布局越来越散淡，话题浓度有时过高，会冲淡了必要。长篇短制，自有剪裁，大小合宜才好。《小花旦》与《痴子》都是典型的话题浓度过高的作品，痴子在中场才出现的拾荒黄与老王，都携带了相当重的话题诉求，时代要素诚然是好事，王占黑是很能、也很愿意把握时代要素的写作者，世博会、奥运、HPV、新冠，乃至巴黎圣母院的大火，自然嵌入文本，也化于无痕。不过小花旦里的海宝，目的过于明确，我看也是赘笔。

而无论如何，王占黑都是一位我十分敬佩的同代人，我认为她的创作艰难地保留了某种左翼文学写作的内核，虽然她自己或许也像王安忆一样未必明确认同于此，但是在今天这个无法想象左翼文学抵达的形态与方式、充满危机却缺乏理论的时代，王占黑在探索。

倘若站在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观来看，王占黑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写作者”，她的创作原点并不源于某种理论省察，往往是基于某些身体性感受，她爱写城市生活，狭窄弄堂里的晾衣架，上海的溽湿天气，高架，旧小区拆迁改造，旧街道腾笼换鸟，记录与描写城市的肌理，常常构成了她充实小说质地的法宝，这一点与其他同代人作者并无不同。然而可贵的是她已经开始在朝向他人。从共情于街道江湖里工人父辈们的后下岗时代，到写底层同男同女，写残障人群体，新作韦驮天中快递员与激进女青年两条线索美妙的相会，是十分“30年代”的故事，更包含了珍贵的反思性，一种自省于“小资产阶级写作者”与既有文学观念的反思性。我坚信如此开阔的文学视野与庞大的文学胃口，会把王占黑带得更远。因此，我永远热情期待着她的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