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美德》

历史不等于过去，‘’过去”只有被诠释被讲述之后才成为“历史”。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历史复杂巨大有多种可能性，但是绝大多数都被简化，只留下符合意义和目的内容。历史是“有中生有”，从已有的历史当中生产出历史来，其他的历史被归为野史神话。当面对“只能如此”“从来如此”的教条论断时，不加怀疑与批判，就失去了选择的能力。因此作者认为历史学家有三种美德：批判，怀疑和想象力。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是切题的一篇文章，作者主要讲了身为历史学家，他的使命是质疑现有的历史论述，反抗，抵制种种主流的历史理解，毕竟有很多历史的叙述经不起深入推敲。同时作者还谈到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责任，举例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正是来源于德奥历史学家的民族史讲述。中国的民族主义，点到即止。“没有哪一个学科，哪一个人能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作者先从中国现代历史学建立时提出的观点“史学就是史料学”开始讲起，首先肯定了正确使用史料来研究历史的正确性，批判了崇古信古不辨真伪使用史料的“古董学家”，然而又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切史料都是史学”。传统史料学强调史料真实可靠，然而作者更为认同孙正军的“史料为什么呈现这个样子”，同时还认为，除了存在的文字材料和非文字材料都可以作为历史来研究外，“从来就不存在，或现在已不存在的“史料””，举例著名油画作品《井冈山会师》《开国大典》抹掉的人物，也要作为历史来研究。因为这涉及到了“遗忘”，焚书、文字狱、删帖、屏蔽敏感词或禁言，就是在造成主动的遗忘和强制性的遗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遗忘是有意义的。“历史是被说出来的”，历史越是单一纯粹清晰，越是危险，被隐藏改写遗忘的就越多。

《遗忘的竞争》

本文重点关注了遗忘。遗忘制造历史。制造遗忘是社会用以构建并维持集体记忆的手段之一。正史制度本身，可以说就是专制集权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有文字时代里，参与竞争的某些历史论述虽然被压制排挤，但仍可能通过书写载体而幸存，或残留一点残迹，等待未来的同气相求者的发现再次登场。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掌权者为何以及如何实现何事的遗忘，我们就不能离历史更近一些。第二部分详细讲述了崔浩的国史之狱，却以此为例，讲述了遗忘在文化转型中的积极意义。书写帮助权力集团建立稳定的有利的唯一的历史叙述，当已有的历史叙述成为包袱时，史案和文字狱就是不可避免的。

《当人们都写汉语时》

作者从一次走越南的“汉喃研究院”而引出了古代多语言社会书写语言与日常口头语言的分离，汉语社会对非汉语社会的渗透与影响。可以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到古代东亚历史的变迁。历史显示，深度接触中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均匀，上层语言（书写语言或官方语言）对下层语言（非书写语言或被统治阶层的语言）的渗透，通常是更深更快更有力的。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主义在其始发阶段，无论是19世纪初的欧洲，还是在20世纪的亚非殖民地，高举民族大旗本来是为了扩展和联合更多人群，但后来民族主义的主要功能却滑向在人群之间制造分离、区隔和限制。民族主义固然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利器，但这把利器其实是双刃剑或多刃剑。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在本国内往往执行双重乃至多重标准。

《世上本无黄种人》

最近有关基因与种族、基因与族群关系的研究显示，现代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现状，是人类在约十万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后，晚至五六万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类基因在个体之间、集团之间历经长久的反复交换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网状演化”（ reticulate evolution ），而所谓种族，则是更晚的“社会—文化建构”（ socio-cultural construct ）。这种“社会—文化建构”的本质，则是政治性的。事实上，我们听到的《龙的传人》那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种族认同”，正如歌里反复唱着“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明明身在东亚的写歌人唱歌人却用“遥远”来描述自己脚下的土地，说明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种族观念，也主动以西方为中心点来测量和描述东亚。

《双螺旋的低语》

个体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祖先一定是越往上越多的，但是家族的族谱却是从单一的祖先开始，向下无限开放的金字塔。这种矛盾的本质在于，家族并不是一个和村村的血缘组织，而是一个文化构造，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是社会权力关系的反映。人类基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比较而言，地域与种族之间的差异反倒无关紧要，而且在种族与种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根本不可能描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