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薇依的读者无不会被她植根于真善美与正义的信仰打动，称其为圣洁，尊其为"智慧天使"，从而把她过于严苛的自我评价视为谦逊美德的表现。但在读过她未完的悲剧《被拯救的威尼斯》后，不能不讶异于她对"极限而彻底的屈辱状态"的洞悉。尽管其源自柏拉图《王制》中有关正义与名声的讨论，但我此前也只在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中见过如此彻底有力的描写，而后者是在"个人的体验"（婴儿先天残障）与民族性的"暗淡的自省"（广岛与冲绳）后才做到的。人必须非常用力地审视自我，长久地注视过不幸后才能达到这点。因此，她是发自内心摒弃了自我欣赏。这种自我评价是她思想体系得出的必然结果。但其中不带有任何故作姿态的自贬意味，也毫无自怜。她的朋友兼传记作者也认为，薇依青年时期的自我男性化中有她对自身女性美的不认同。

这很难能可贵。对于大部分有较强感受力的人来说，受过度自我意识的折磨是必然，从而导致行动力的丧失。这似乎是许多无实用才干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如《丰富的痛苦》中对哈姆雷特气质的论述）而薇依用强大的心力把控得当，她度过了他人眼中如苦行僧般自我受难的一生，但只要专注于她的思想就可明白，那恰是离现代人中泛滥的沉迷苦难与自我毁灭最远的一条道路。

诚如桑塔格所言，"没有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愿意去效法她对牺牲的奉献精神，也不会希望他的子女或他所爱的人去这样做"。这正是因为薇依和托尔斯泰同是真正本质上的理性主义者，同对伦理学与知行合一有超乎常人的执着。他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接触世界的方式，只可选择在理性的道德上无可挑剔的道路。他们因此经历无神论者到有神论者的转向，出身优良却与底层工农联系紧密。这甚至本质上是种神经症，一种道德洁癖与强迫行为，他们不得不如霍妮所言“与魔鬼签下契约”出卖出身体的健康、正常圆满的幸福，在良心高悬的不断警示下成为圣徒，可薇依知道，"爱不在我身上"。

人可以很简单地欣赏薇依对古希腊与基督教文明的理解，以及其左倾立场和政治活动，依附于她的才华，为遵循公共道德增加更有说服力的论据，而忽略她言语与行动背后真正纲领性的原则。比如自爱是不可能的，在摒弃超验后人不可能独立地分辨善与恶。信仰助她调和对自身爱的不可能和对世界与他人的爱，以及必然的苦难与绝对的善的存在，她借超自然的爱回应了伊万的"儿童的泪水"之问。

她认为他人对其"聪慧"的赞誉，正如同人们称呼失去尊严的人为"疯子"，无非是转嫁责任的借口，人们借此回避她提出的问题，拒绝思考她关心的内容。她对待自我的态度，似乎也很少对他人产生深刻的影响，除非后者在此之前早已走上一条背离自我取悦与纯粹的自我建设的道路。她对自身心力与才智的严肃评判，在普遍视其为天才的读者群体中失去了效力，而转化为对其人格的赞美。这并无不妥。马礼荣在《情爱现象学》中如笛卡尔般引入上帝，以回应"自爱是不可能的"的可怖。但是后者在日常中往往不作为有价值的问题显现，被其迫害的常是些不幸地通向真实的神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