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诗歌为道》（poetry as coping style），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含义：1、打工诗人通过诗歌创作实践为稻粱谋的生计之道；2、诗歌作为一种打工诗人展示自我主体性、抗拒某种外界施于己的力量的策略。 而英文标题中coping style取自心理学的术语，侧重一种在应激情境时的反应。

公正最终是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关，而非仅仅与周遭的制度有关。——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

理解中国社会变动，应关注“人心与人生”，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以个人修身为出发点的社会观念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价值观念中的继承。（p2）西方社会学给我们的启示非常之多，最为典型的比方说“日常生活”的概念（即某种观念真实世界、中介物的存在，如拉康——象征界；彼得· 伯格——主观的现实建构；布迪厄——实践）。

而从学科的关注侧重点上来说，关注群学的社会学与关注人学的文学之间既有差异又有联系，所以文学似乎可以作为社会学重建“人的研究时的重要参考领域和研究对象。（p5）

结合这些中西、古今、不同学科思想的营养，目光再往下，作者的关注点落在了农民工群体——他们的生活中极为明显地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身上，而诗歌低门槛、低成本、简短自由的特点成为他们发声的独特形式。因而作者的研究对象就定位在了打工诗人群体的文学实践，试图把握结构之外的个体生活之道。

第一章，作者首先综述了文学之于个体的重要作用，又指出本书的关注重点不在于诗歌文本，而是打工诗人们的写作行为，颇具社会学味道。作者将文学活动定义为：具有反思性的个人实践，包含对自我与生活处境之间张力的调整，同时促成自我建构。接着，作者指出在中国转型社会中个人在德行与物欲之间摇摆的尴尬处境，同时提出自己的问题：波兰尼的“面对市场的人性抵抗与社会自我保护”的命题还成立吗？具体来说就是，个人如何在结构性处境中探寻“自我”的。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之多，但是缺乏一种关于连贯的自我形态与其价值的相关阐释。（p26）潘光旦先生的“位育”概念提倡的“安其所，遂其生”对于把握打工诗人的应对之道与自我建构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紧接着，作者描摹了农民工面临的结构性处境，面对苦难，分出两种应对态度：适应与抗争。适应又包括消极适应与积极适应，抗争包括个人抗争与集体抗争，个人抗争中分成了劳动中的日常抗争与生活中的抗争。仓廪实而知礼节与马斯洛需求理论异曲同工，是对低收入群体精神需求忽略的概括。打破这种刻板印象的方式需要揭示更丰满的劳动者形象。本书对于打工诗人及其诗歌的研究展示了三方面的含义与作用：1、打工诗歌是打工者群体记录历史并发出声音的行动；2、打工文学是打工者群体自我调整、自我建构的行动；3、打工文学也是打工者思考社会、批判现实行动的结果。

本书的第二章揭示了打工文学兴起的背景及原因。简单概括起来就是：打工文学最开始的萌芽是个体性的行为，后来被发现与命名、走向聚光灯舞台是依靠政府方面的张罗，其次文化市场起到了培育与推动打工文学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还有文学领域专家、媒体报道、知识分子起到的推助作用。

第三章是对方法的介绍——个案调查。采取理论抽样的方式将打工诗人个案分为：1、适应性态度；2、批判型态度；3、创造型态度。除了对打工诗人的访谈，还有对于诗歌文本的考察，对打工诗人的诗歌作品进行分类和编码，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诗歌样本进行重点考察。

第四章至第六章分别是对采取三种不同态度的打工诗人的个案深描，细微之处见真功夫，非常值得细读，此处不再展开赘述。

第七章可以看作是对全书的一个总结，前文所述的三种态度都呈现了打工诗人对中国社会现代性既向往又怀疑、既追随又抵触的关系，不同的态度同时又建构出不同的自我形态。（p248）

采用作者的原话结尾：每个“渺小”的个体都通过日常生活中切近的文化行动介入社会生活的意义世界；个人的自我建构同时构成对社会结构与秩序的参与和生产。即便是“沧海一粟”，个人面对日常生活处境的应对态度与生活之道，均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行动。

以及一些其他感触：书里采用的一些打工诗人写的诗的可读性非常强，冰冷的城市与燃烧的热情共存，堪称农民工群体的史诗。记得书中有一位打工诗人还说到：从创作人数上来看，打工诗歌是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学流派、诗歌流派。

忧心忡忡的一点是，智能手机的出现与普及，那些下班后躲在卫生间看书写诗的工人还会坚持“写诗”这种带有些许年代感的排遣方式吗？不过这或许不是一个问题，手机改变的只是表达的媒介，打工诗人也许还可以借助互联网更为便捷地完成自己的作品创作与传播实践。

一件小事：朋友看到书的名字时跟我说，这应该是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吧。读完之后感觉，从诗歌的时间性来说，写诗之于打工者有何尝不是一种罕见的“古人”行为呢？所以，也不妨视作历史社会学的范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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