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给人一种错觉，觉得是某种流畅狂放的书写（我指那种不拘泥于材料，笔触天马行空），到翻开才发现，这是一本哼哧哼哧收集材料的，博士论文。

从作者的求学经历便可看出此书的写作背景，西北大学和社科院形成了历史学考古学基础，广东的发掘经历导向了此书的问题意识，而复旦师从周振鹤又决定了此书带有历史地理的色彩。从全书架构来看，第一部分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华南在秦汉之际的形态，第二部分是考古材料的收集整理（以GIS成图，以统计构成计量手段），第三部分是重点，论证秦汉时期华南地区的发展历程，侧重于和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

人文地理部分，显著特征是全书将考古材料放在秦汉置郡的框架之下考察，从而规避了受限于今日行政区划的弊端，但是我的理解，古代的行政区划从本质上来说依旧是人为设定（只不过比之今日更加依赖地理环境）（周振鹤的犬牙交错山川形便），特别是在南方这样一个族群认同十分复杂的地区，过于强调郡置的结果是将人群与考古学文化固定在某一区划上，而很显然，两者并不一一对应。人文地理还强调交通和人口，从简牍材料入手寻找交通线，户数的高低反应了控制的强弱（因为税收必然带来户籍的强制管理），都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人群迁移中提到了讁戍、流放，我认为人群迁移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根据此书收集的材料可写的应该不只这些。文化角度则提到了一些”异文化“：宝玩、祥瑞、与志怪，这在历史人类学那里也可以大书特书了，南方到了唐宋时期仍旧是中原文本中的“他者”，只不过早期文献可能有限。政治上的“初郡制度”是全书的核心，作者认为它直接影响了前期华南地区的发展以及东汉以后南海郡的衰落以及周边诸郡的兴起，是贯穿华南社会发展的一条线索。

第二部分是资料的收集，除了考古学研究中常用到的遗址和墓葬的资料，作者还用了窖藏，文物收集点，遗址点等资料，遗物则从质地划分，墓葬和器物均进行了定量研究，这样的统计直接为后面对社会发展的讨论提供了证据，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并没能发现这样统计的意义何在，作者似乎习惯于说一些“正确的废话”，比如“铜器数量的多少和墓葬规格成正比”诸如此类，似乎是一些不需要统计也能得出的结论，统计的目的好像只是让一些显而易见的认识更有说服力。对于墓葬的分类我也有疑惑，以土坑墓为例，共分成了22型，平面形状分为窄长形，长方形，近方形，梯形，以及各种类下有无墓道又可二分，而一些显著的特征如壁龛、腰坑、架棺则被滞后讨论。我认为，在秦汉时期全国文化趋同的情况下，探讨一座墓葬是长方形还是近方形意义不大，暗示了人群划分的是那些显著差异（寻找这些差异的原因更为重要），所以这样细致的分类是让我困惑的。而对于墓葬和遗物的分开讨论使得物与人的连接止步于“高规格/面积大意味着墓主人拥有较高身份地位”这样简单的论证上了。

第三部分由第二部分的统计数据而来，从墓葬和遗物的数量变化论证各个郡县的发展情况，各个郡县的发展差异背后是人群的迁移，而人群迁移又直接和战争、中央的徙民政策（迁入与迁出）（湖南地区发现的硬陶遗存暗示了南越人群的北迁），西汉中期以后各郡之间物质文化的交流，中央对南海郡的“禁锢”，“民族政策是边政问题的核心”，在经历了漫长的论证之后，结尾与开头呼应起来，勾勒了秦汉时期华南地区的社会进程。

总体而言，这是一份历史学、人文地理学、考古学的综合书写，在论述完文献中的华南，作者写道“文献不足征，故转而向考古”，在研究诸郡之差异时，作者写道，历史与考古是一种“对勘”，作者努力构建起并行的文献里的和考古材料里的华南，并在二者的研究中以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区划、人口、交通、环境等地理要素为背景，从而构建一种“面相”。而这种面相是否真的是秦汉帝国的“南缘”，考古视角又在多大意义上审视了这种“面相”，仍是需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