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傅佛果（Joshua A. Fogel）的《内藤湖南》一书今年初在国内出版。该书副标题为“政治与汉学”，作者力图将内藤湖南（虎次郎）的学问和生平有机串联在一起，包括作为记者的湖南、作为历史学者的湖南以及作为政论家的湖南等等。内藤湖南生于1866年，卒于1934年，出身南部藩鹿角地区毛马内的一个汉学世家。其提出的中国历史分期法影响颇深，同时也被认为是“京都学派”的创始人。

该书的写作意图偏向于向欧美人士介绍内藤湖南其人其事，在论述过程中涉及到不少日本学者、中国学者以及欧美学者，为了避免读起来顾不上前后人名及对应观点的情况，简单地罗列了一部分较为重要的人物及其与全书主角内藤湖南的关系：

1 荻生徂徕（1666~1728）
“对德川时代的许多日本人来说，汉学才是真正的学问。比如，18世纪的伟大哲学家荻生徂徕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傅佛果在介绍明治时期的日本学界情况时，在论述“学院派汉学”时就提到荻生徂徕。这位十八世纪的伟大哲学家便是“徂徕学”的创始人，在德川幕府推行改革以维护统治的过程中，荻生徂徕尝试着“儒学世界观的转变”，从人的“作为”角度出发，批判“朱子学”的自然秩序观念。

2 重野安绎（1827~1910）
在明治维新时，西方史学研究方法进入日本，日本大批知识分子也随之“西化”，认为之前“汉学式的中国研究”过时。而早在1875年，其时为政府修史的重野安绎就提出以西方史学方法进行相关研究的主张，书中提到，重野安绎对“采用地图、图表等说明方法的西方史学方法，曾经表示过赞赏。”

3 路德维格·里斯（Ludwig Reiss，1861~1928）
里斯是兰克（Ranke）的“信徒”，当1886年东京帝国大学创立历史系时，里斯被聘请为教师，“兰克学派”在日本继续影响着一众学者。该学派寻求“历史真相”的研究法占据着当时的汉学研究方法主流。里斯还促成了史学会的成立，并推出了《史学会杂志》（后改名《史学杂志》）。

4 白鸟库吉（1865~1942）
里斯的门生，毕业于帝国大学历史系，推动创立东京学派。

5 那珂通世（1851~1908）
近代日本第一部关于中国历史的学院派著作《支那通史》的作者，受到西方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汉学传统，并且以汉语写作。该书中，那珂通世将截至宋朝的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时期”（到战国为止）以及“中世史时期”（秦统一至南宋）。

6 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支那史》

7 田口卯吉（1855~1905）
“文明史”学派的代表，著作《日本开化小史》即是以“文明史”立场撰写的第一部著作。田口卯吉也是史学会的成员，但却批评过日本学者过分重视西方历史的研究，而忽略了对日本历史的研究。田口的观点中，最鲜明的莫过于主张以普通人为研究对象，而非着眼于王侯将相，但在史学会中的支持者并不多。

8 佐久间象山（1811_{1864）、吉田松阴（1830}1859）
除了学院派和文明史派，还有一批日本的“改革论者”，他们热衷于中国问题研究，甚至怀着对中国的极大兴趣渡海来中国“探险”，被称为“中国浪人”。佐久间象山和吉田松阴被这批“中国浪人”视为精神偶像。

9 井上兰台（1705~1761）
井上兰台延续了荻生徂徕对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的宽容态度，目的同样是将他们与“圣人之教”的不同见解融合在一起。折衷学派在内藤湖南的出生地鹿角地区极为盛行。

10 井上金峨（1732~1784）
兰台的学生，折衷学派在他手上闻名全国。

11 伊藤为宪（1767~1839）
“首位决意游学江户并最终将折衷学派思想带回毛马内的学者。”伊藤为宪受教于井上金峨弟子山本北山，还撰写了鹿角地区首部地方志《鹿角缘起》。

12 朝川善庵（1781~1849）
同为山本北山的门徒，并且足下有毛马内地区的优秀学生，包括内藤湖南的祖父内藤天爵。

13 内藤天爵（1793~1849）
湖南的祖父，从他开始，内藤一家确立了学问上的“实学”志向。内藤天爵厌倦于“被动消极的折衷学派”，而反复思考着如何将学问用于实践中。

14 泉泽履斋（1778_{1854）、泉泽织太（1777}1840）
泉泽织太之子泉泽修斋为内藤湖南的外祖父，其弟履斋也曾在江户游学。织太在毛马内创设了以折衷学为中心的汉学塾，也正因如此，泉泽一家在毛马内地区学术与教育领域的地位十分显赫。

15 内藤十湾（1832~1908）
内藤天爵之子，内藤湖南之父。娶泉泽修斋之女容子为妻，容子逝世后又续娶。因为这位继母，湖南与父亲的关系也愈发尴尬。内藤十湾醉心“勤王”，并受父亲发小那珂梧楼的影响，支持勤王倒幕运动，并对吉田松阴赞赏有加。吉田松阴寅年出生，名为寅次郎，内藤十湾就将给自己的次子取名虎次郎，也就是后来的内藤湖南。

内藤十湾的一生坎坷不断。勤王参战之后，他的家臣身份被剥夺，妻子又在产后猝然离世。同年，岳父泉泽修斋也离世。此后内藤家辗转花轮一带，但在花轮谋职后次年，非但丢了工作，母亲也离开人世；又过一年，长子文藏，也就是内藤湖南的兄长也去世了。不过在此后内藤家的境况总算逐步好转，但内藤湖南与继母的矛盾却又为家中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16 吉田秀方、岸田吉藏（笔名畑山吕泣）
湖南在秋天师范学校就读时最要好的朋友。后者曾在政教社的刊物《日本人》和《亚细亚》杂志上，与内藤湖南共用一个笔名“罔两窝同人”，意为“一丘之貉”。

17 中江兆民（1847~1901）
内藤湖南在毕业后按照规定需从事两年的教育工作，在秋田县北部的缀子小学任教时，湖南阅读了大量书籍，其中包括卢梭的《民约论》。《民约论》当时在日本有过三个译本，其中就有中江兆民的版本，翻译的书名为《民约译解》。

18 井上圆了（1858~1919）
《佛教活论序论》的作者。内藤湖南在1886年阅读了这部著作。井上出身僧侣家庭，攻击基督教中的“非科学性因素”，称赞华严宗与天台宗。书中提到，井上是最早接受黑格尔的日本人之一，比如他在书中认为大乘佛教的“理”概念与黑格尔的“泛理性”十分接近。

19 关藤成绪
师范学校校长，很早就欣赏内藤湖南的写作才华。当内藤湖南意欲前往东京谋职时，曾请求关藤写推荐信，后者也是欣然答应。

20 大内青峦（1845~1918）
关藤所写的推荐信，寄给的是他的前雇主和导师大内青峦。大内青峦是明治时代日本佛教界的“中心人物”，他创立了《明教新志》，将佛教徒提倡的信仰自由推广为群众运动。内藤湖南就在《明教新志》开始担任编辑助手和执笔工作。

21 政教社诸人
三宅雪岭、志贺重昂、陆羯南、杉浦重刚以及高桥健三等人，都是标榜“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团体“政教社”的代表人物。内藤湖南从事记者工作时曾经介绍过与该组织相关的刊物《日本人》和《东京电报》。在写作上，内藤湖南有一段时间在主题上与三宅雪岭的著作十分契合，后者写过《真善美日本人》与《伪恶丑日本人》，均是对其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主张。

22 高桥健三（1855~1898）
高桥健三是尾张藩剑道师范世家出身，年轻时跑到东京学习书法和绘画，也结识了日本近代艺术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费诺罗莎（Fenellosa）。在转向历史学研究后，高桥健三批评了重野安绎等人枯燥的治学方法，强调研究历史所要重视的“神”。湖南最早是作为高桥健三的秘书，担任他的执笔人。高桥健三对政治的热衷，使得湖南曾随他一同在政府中任职。而在担任高桥秘书期间，1894年中日战争的爆发使得湖南开始研究中国问题。

23 康有为、梁启超
康梁二人在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对于二人的流亡，内藤湖南曾撰文呼吁：“既然康有为等人已经逃亡到了日本，那么日本政府就应该援助他们。在中国命运濒临危机的现在，如果日本不断然采取措施，他们就会落得跟从前的朱舜水一样的下场。”相比之下，内藤湖南对于梁启超的好感要高于康有为。

24 张元济
1899年湖南游历中国，见到了不少当时中国知识界、报刊界的人士，比如大学者文廷式、严复，还有《国闻报》记者王修植等。湖南在上海见到了张元济，这位光绪十八年的进士，因与戊戌变法关系密切，不得已只能潜心藏书。

内藤湖南向张元济讲述了大量的政治观点，均是针对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包括“南方各省以‘自卫之计’而图自强”；张元济并没有全盘认可，但也和湖南达成一致，认为如果中国全盘参照西方的改革模式将“弊端丛生”。二人还对康有为交换了意见，并都认为康有为自以为是、喜欢自我标榜，评级颇低。

25 狩野直喜（1868~1947）
1907年京都帝国大学开设史学科，内藤湖南受邀担任东洋史学第一讲座教授。当时狩野直喜就是大力支持湖南前来京大任教的学者。狩野直喜当时是文科大学的筹备委员，也是京大中国文学和哲学专业的教授。湖南认为考证学功力深厚的狩野直喜是所谓“朴学之士”。出生于熊本县的狩野直喜会说中文，并以此为荣，他师从岛田篁村，会说英语和法语，曾在中国留学，遇到义和团事件，险些命丧东交民巷。与湖南一样，狩野直喜对日本汉学的衰颓感到痛心，同时又极为鄙视东大的汉学家。

26 幸田露伴（1867~1947）
幸田露伴以“近代小说之旗手”闻名，同时也因为没受过正规的官方高等教育而任职京大而引发热议，这与湖南任教京大有相似之处。

27 河上肇（1879~1946）
1908年河上肇来到京大法科大学，后来还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领域的奠基人。在京大讲授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时，“即便是京大最大的教室也济济一堂”。据说湖南也曾听过河上肇关于《资本论》的演讲。

28 中国清朝学者
戴震、章学诚被湖南认为是“清代经学中最伟大的学者”；钱大昕则是湖南心目中最优秀的清代历史学者：“正是从此人开始，清朝的史学才真正完全具备了史学的意味。”

29 原胜郎（1871_{1921）、内田银藏（1872}1919）
内藤湖南最为著名的“中国近世论”被认为受到了这两位学者的影响。其中原胜郎的日本史研究影响了湖南的相关学说；内田是“日本近世经济史领域的开拓者”，他在确定日本“近世”时更多依靠社会文化因素进行划分，而不是简单地依靠佩里及“黑船来航”事件。

30 野原四郎、北一辉
野原四郎是中国近代史专家，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他批评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出谋划策”。

北一辉同情中国革命运动，也曾亲身经历辛亥革命在上海的进程。他在《支那革命外史》一书中对内藤湖南的观点进行批判，因为湖南认为“推进类似日本业已成功的全面改革所需要的是唤起中国人的爱国心；但如果这样的改革努力最终失败的话，那么外国人的介入也是不得已的”，北一辉则“不赞同任何一个外国对中国实施‘财政监督’的做法。”

31 马伯乐（Henri Maspero）
内藤湖南从京大退休后，过了一年，马伯乐的《中国古代史》出版。湖南对自己学说的自信体现在当马伯乐此书出版后，湖南立马买了此书，然后让长子内藤乾吉坐在自己身边翻译，自己就在那儿认真听。当内藤乾吉翻完第一章后，内藤湖南就让他停下了，因为湖南已经了解到马伯乐水平不如自己，因此心满意足。

32 犬养毅
1932年，时任日本首相犬养毅被刺杀，内藤湖南对多年好友的去世哀痛不已，认为这是“日本极大的损失”。关东军实力不断膨胀，加之“满洲国”建国后，包括石原莞尔在内的不少人对“王道”主义的鼓吹与推动，内藤湖南对政治局势的日渐感到不安。

总而言之，傅佛果在《内藤湖南》一书中呈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内藤湖南。尽管在论述过程中逐渐有向文献综述和材料堆砌之嫌，但总归是一部值得一读的、有助于了解日本思想界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