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部电影，全片是倒着播放的。不同于《记忆碎片》的闪回叙事，或者《本杰明·巴顿奇事》的逆向生长，这是一部彻底颠倒的电影，每一个镜头都是倒放的，每一组对白都是倒序的，每一段剧情都是颠倒的。影片开头第一帧是“剧终”，最后一帧才是片头标题——Happy End，《快乐的结局》。

第一帧是“剧终”

最后一帧才是标题，但同时也是有着“剧终”意味的“Happy End”

烧脑，但是滑稽剧

《快乐的结局》非常烧脑，豆瓣简介中甚至写着“如果你没有一点反向思维能力，估计很难看懂”。然而，它的烧脑却不同于诺兰式的非线性叙事，芬奇式的心理分析，林奇式的梦境与现实之辩，或者一般悬疑片复杂的逻辑推理、科幻设定，而是来自于彻底颠倒的因果关系。观众被迫接收着颠倒的信息，先看到回答、后看到提问，先看到结果、后看到原因；一边要靠逆向思维重新组织起一个“正序版故事”，另一边要接收主人公旁白所讲述的一套“倒序故事”。换言之，在71分钟的银幕时间里，观众实际上接收了142分钟的故事。

“正序版故事”其实是一个没什么意思的三角爱情闹剧。名叫贝德里赫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屠夫兼消防员，橱窗设计师阿涅斯卡是他的未婚妻也是青梅竹马。某天，议员先生的住宅失火，他从大火中救出议员的女儿朱丽叶并爱上了她。阿涅斯卡得知后大闹一场，朱丽叶也为此闹自杀，贝德里赫抛弃了婚约追求朱丽叶，多次阻挠朱丽叶的自杀行为。两人情意渐浓，谈婚论嫁时却遭遇朱丽叶的议员父亲阻挠，两人私奔遭遇车祸，朱丽叶的母亲气急而亡，两人得以成婚。度蜜月时贝德里赫救了溺水的博迪，朱丽叶开始与博迪有婚外情。经过长久的暗中观察，一天贝德里赫捉奸在床，愤怒之下将博迪推下窗户，将妻子杀死并分尸，毁尸灭迹的路上被人发现，接着被捕、审判、监禁、强制劳动，最后在断头台上被执行死刑。

可是“倒叙版故事”，也就是影片播放时旁白所讲述的故事，就变得相当诙谐有趣。死亡成了出生，出生成了死亡——断头台成了“接头台”，棺材成了“孵化器”，分尸成了“组装”，屠宰成了“大变活牛”，而贝德里赫的几次抢救成了谋杀。监狱成了学校，婴儿车成了监狱。苦苦的追求成了费尽心机的摆脱，婚礼成了“别礼”。还有吃变成吐，脱衣舞变成“穿衣舞”，烧钱变成“火中取钱”……

由此可见本片不同于一般“烧脑片”的另外一点。一般的“烧脑片”经常同时也是黑色电影，如恐怖片、惊悚片、犯罪片，全片弥漫着焦虑紧张的情绪。而《快乐的结局》则是一出里里外外、彻头彻尾的滑稽剧。影片中借鉴了很多无声喜剧片的常见技巧，比如夸张的动作表演、特技以及降格（倍速）。但是滑稽感最大的来源还是全程倒放，这番绝对可以被称为“骚操作”的影像实验，构成了对现实和影像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它让现实中人们习以为常的因果是非变得可疑：生与死、善与恶、道德与背德、相遇与分别、进步与倒退、秩序与混乱，一切似乎都可以颠倒。另一方面，它也让影像不再是“现实的窗户”，完全颠覆巴赞和克拉考尔所主张的电影本体论和写实主义，将现实的影像加以颠倒、奇观化，将现实的时间进行扭曲、倒错，而且对于这种胶片的把戏完全不加掩饰，反倒将整个故事建立在其之上，强调把戏之为把戏的同时，消解了真实，造成了间离。来自现实却有悖于现实，这就是滑稽感、喜剧感的本质。

而倒放这一把戏真正的巧妙之处在于，它还利用了人们对影像和叙述者无法抗拒的天然信任，将现实与虚幻融为一炉，造成了一种似假亦真的荒诞。影像和旁白的存在，使得背离日常经验的事件看起来相当合理而自洽，如此可信，以至于观众在看完电影、回到现实中的一段时间内，都会下意识怀疑自己所经验的日常是不是颠倒的。电影中的错乱感和与之相伴的种种怀疑，就这样走进了现实，荒诞得以延伸到银幕之外。

滑稽，但是政治隐喻

更加有趣的是，《快乐的结局》不只是在形式主义层面让观众看得很快乐，在隐喻表达层面也有几处让人叫绝，尤其是影片开头，堪称炸裂。

电影开头第一段旁白

开头这段主人公命运的自述，几乎可以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直接带入。影片题为“快乐的结局”，这段自述却直接指出这其实是半句反语：某种意义上，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整个红色政权，确实像主人公一样诞生自不幸的断头台（流血革命），也本该欣欣然走向某种理想中的快乐的结局；但实际上，这个过程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倒退而非前进，而真正的、未经扭曲的故事实际上有着一个不幸的结局。事后来看，这甚至有着某种预言性——捷克斯洛伐克最终迎来苏联模式的破产和自身的分裂，确实以不幸的结局收场。

借着倒放的把戏，贝德里赫与牧师之间的对话竟然变成了反基督教言辞，而基督教又是彼时捷共领导的民族阵线中重要的两支民主党派人民党和自由党所奉行的教义。对于“神学院”也即监狱的描述，则成了对集权政治血腥清洗、对斯大林经济模式的讽刺。

可惜的是，这份批判意识止于开头，没能随着剧情展开而持续，关于全片的三角爱情故事对捷苏关系隐喻的可能性也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影片后续段落中颠倒的庭审、婚礼和爱情经历或许可以视为对于法律体系、婚姻制度和爱情的温和讽刺，但都不及开头这样直白有力。

贝德里赫的死前忏悔变成了反基督言论

旁白对“神学院”（监狱）的描述，暗指现实中将军部长们在监狱度过余生

旁白对食物分配的描述，暗指绝对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造成贫穷

不够“新浪潮”，但是“巴比代尔”

电影中的政治隐喻单独看起来很生猛，但是放回其所在的电影环境中，其实并不足为奇。

1967年，“捷克新浪潮”正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最后的高潮。薇拉·希季洛娃（Věra Chytilová）拍出了《雏菊》，米洛斯·福尔曼（Miloš Forman）拍出了《消防员舞会》，伊日·门泽尔（Jiří Menzel）拍出了《严密监视的列车》。一年后，这一影史著名的新浪潮电影运动将随着“布拉格之春”的落幕而告终。

相比于捷克新浪潮电影那种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实验性和政治性表达，《快乐的结局》的倒放技巧以及虎头蛇尾的政治隐喻，显得玩笑有余而后劲不足。事实上，本片导演奥德里奇·利普斯基（Oldrich Lipský）也从来没有被电影史学家们归类为捷克新浪潮导演。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部《快乐的结局》，以及利普斯基另一部戏仿讽刺西方电影类型的元电影《雷蒙纳多·乔》，却比捷克新浪潮电影更直白，更欢快，更邪典，更荒诞，因而更具“巴比代尔”之精神。

“巴比代尔”（Pápitel）是一个人造词汇，由捷克新浪潮背后的作家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所创，用来形容“被抛弃在时代垃圾堆上”却“善于从眼前生活找到快乐”、能“透过钻石眼”看到生活之美的贫苦人。巴比代尔的精神，是布拉格式黑色幽默，是捷克式超现实梦呓，是创痛之人为自己制造的致幻剂。

主人公贝德里赫就是一位典型的巴比代尔，他讲述的“倒序版故事”是一种将反常事件合理化的自我叙述，这叙述本身就是一种巴比代尔式活动——自己赋予自己一颗“钻石眼”，讲述自己眼中的世界，建构自己版本的人生。

而这整部电影的幽默之黑色，已经完全渗入乃至穿透电影形式本身，从刻意设计的胶片把戏，到玩笑般的政治讽刺，都成了巴比代尔精神的某种注脚。《快乐的结局》就这样以最烧脑却又最简单的方式，诠释着捷克式荒诞。